他们走出去，拐上大街，但是那个一般的爱尔兰人正站在转角上，望着他。赫斯渥差一点流露出他已经知道这家伙的存在的表情来。这家伙眼睛里蛮横的神情是令人可恼的。但他们还是走了过去，他向嘉莉讲着这个城市的情况。不久看见了另一家饭馆，他们就走进去。
　　“这是一个多么古怪的城市啊，”嘉莉说，她对这个城市很惊奇，只是因为这里与芝加哥不一样。
　　“这里没有芝加哥热闹，”赫斯渥说。“你喜欢它吗？”
　　“不，”嘉莉说，她的感情早已在美国西部那个大城里生了根。
　　“哦，也不及那里有意思啊，”赫斯渥说。
　　“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嘉莉问，弄不懂他为什么要到这个城市来。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赫斯渥回答。“这是一个相当好的疗养地。
　　这一带有些美丽的风景。”
　　嘉莉听着，但是心里有些不安。她不喜欢这个城市。她心里老是放不下自己的处境，哪有心情去游山玩水。
　　“我们不会在这里待很久的，”赫斯渥说，这时看到她不满意，实在感到高兴。“一吃过早点，你就去买些衣服，我们马上到纽约去。你会喜欢那个地方的。除了芝加哥，纽约是比别处都热闹得多的城市。”
　　他实际上是打算溜之大吉。他要看看这些侦探会怎么干——他在芝加哥的东家们会采取什么行动——然后他就溜走——一直到纽约去，那里是容易藏身的。他深知那个城市，知道那个城市的神秘和神出鬼没的无穷余地。
　　可是，他越想越觉得处境狼狈。他发现到了这里，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
　　酒店里可能雇用侦探来监视他——平克顿①的伙计或者穆尼和博兰②的密探。他们可能在他打算要逃离加拿大的时候把他逮捕。这样他就不得不在这里待几个月，那就惨了！他心里十分反感。蒙特利尔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地方。地方比较小——比较带些乡气。最不好的一点是这地方不是芝加哥——现在他长时期不能回去，不能履行他日常的职务，和朋友们应酬，这就使他的苦恼越发大了。他开始感到淡淡的乡愁——虽然他是一个老于世故的人。
　　① 阿伦·平克顿（1819—1884）曾于1850 年在芝加哥设立第一家私人侦探所，曾经保护林肯从伊利诺斯州到华盛顿就任总统。
　　早点之后，他陪嘉莉到几家大呢绒布匹店里，等她定购许多东西。嘉莉虽然年轻，却已有了不少可借鉴的经验。这次该她自己负责选择衣服，她就振作起精神来果断地选了起来。她选择得都非常精当，因为她在考虑自己的爱好时没有忘记海尔太太的劝告。她选择得相当迅速，不久就离店出来了。
　　“你要的都选了吗？”赫斯渥问。
　　“我眼前需要的都选了，”嘉莉回答。
　　回到旅馆里，赫斯渥急于要看早晨出版的报纸，可是又怕看，他想知道有关他盗窃行为的新闻已传播到什么地方了。所以他告诉嘉莉他隔一会儿上楼去，就去找报纸看了。周围没有发现熟悉的、可疑的人，可是他不愿意在休息室里看报，所以才到二楼的大客厅里，在窗边坐下来，把报纸翻个遍。
　　关于他那桩罪行的新闻极少，但确乎有，就在报道各处杀人、车祸、结婚以及其他消息的短电讯里，有这么几小段。他在看的时候，深深希望他眼睛在逐行看着的消息都不是真事。他带着几分悲伤的情绪，希望把这些都抹去。
　　在这遥远而安全的居处，每一分钟都使他增强了自己犯下了大错的感觉。应该有简便些的摆脱办法，他要是知道该多好。
　　在回房间之前，他把报纸扔在那儿，以为这样可以使报纸不致落入嘉莉的手里。
　　“喂，你觉得怎么样？”他问她。她正一本正经地望着窗外。
　　“哦，很好，”她回答。
　　他走过去，刚开始要和她谈话，就传来了敲门声。
　　“可能是给我送货来了，”嘉莉说。
　　赫斯渥开了门，门外站着他非常怀疑的那个人。
　　“你是赫斯渥先生，是吗？”后者说，做出非常狡猾、肯定的模样。
　　“是的，”赫斯渥镇静地说。他对这种人了解得很透彻，所以恢复了他旧日对这种人满不在乎的神情。这种人是酒店所招待的最低的阶层。他跨出门外，关上了门。
　　“那末，你知道我到这里来是干什么的，是吗？”这个家伙很秘密地说。
　　“我猜得到，”赫斯渥低声说。
　　“那末，你还想把钱藏起来吗？”
　　“那是我的事情，”赫斯渥冷漠地说。
　　“你知道，那是不行的，”侦探说，冷冰冰地打量着他。
　　“听着，朋友，”赫斯渥神气地说，“你一些不懂这案情，而我不能对你说明。我打算怎么办就怎么办，不需要局外人插嘴。请你原谅。”
　　“嘿，等你到了警察手中，”侦探说，“这么说话就不行啰。倘使我们高兴，我们可以给你找许多麻烦。你在这旅馆里没有登记真姓名，你没有带太太来，报馆里还不知道你到了这里。你还是通情达理点好。”
　　“你想知道什么情况？”赫斯渥问。
　　“你是否准备把款子寄回去？”
　　赫斯渥停顿了一下，端详着地板。
　　“我同你解释此事是没有用的，”他最后说。“你问我也没有用。你知道，我不是傻子。我懂得你干得了什么，干不了什么。倘使你高兴，可以造成许多麻烦——我知道这是不错的，但这不能帮助你取得那笔款子。现在我已经打定主意怎么办了——我已经写信给汉南和霍格，所以我没有话可说了。你等他们以后的通知吧。”
　　他在说话的时候，逐渐从门口走开，沿着过道走去，免得嘉莉听到。他们现在已走近过道的尽头，通到一间大客厅去的地方。
　　“你不肯放弃那笔款子吗？”这个人说。
　　这句话大大激怒了赫斯渥。热血涌上了他的头脑。心里真是千头万绪。
　　他不是窃贼。他不要那笔款子。只要他能对汉南和霍格解释清楚，事情可能还是没有问题的。
　　“听着，”他说，“我和你谈是根本没有用的。不错，我尊重你的权力，但是我要和知道内幕的人打交道。”
　　“那末，你不能把款子带出加拿大去，”这个人说。
　　“我不想出走，”赫斯渥说。“等我准备走的时候，也许就不会有事情来拦阻我了。”
　　他转过身去，那侦探眼巴巴地望着他。这看来是件不可容忍的事情。可是他还是向前走去，走进自己的房间。
　　“那是谁？”嘉莉问。
　　“一个芝加哥来的朋友。”
　　在过去一星期里的种种焦虑之后，碰到这么一场谈话，使赫斯渥大为震动，并足以在他心里引起了深沉的忧伤和道德上的反感。最使他伤心的，是人们把他当做盗贼来追捕。他开始发现社会的不公道的实质，人们只看到问题的一面，往往只看到一幕漫长的、逐渐形成的悲剧中的某一点。所有报纸只提到一件事情，他偷了钱。关于怎么偷和为什么要偷，就无动于衷了。没有说明造成这种后果的一切纠葛。人家不了解他，就定了他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