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礼拜六的下午，他在房间里坐着，忽然听见打门的声音。那时他正在冥想人生和名誉之无常，而感觉到他的政治活动之徒耗心力。
　　“我们为着要维持自己，得费多大的力气去奋斗啊？”他想。“从此再过几年，这种奋斗还能对我有什么用处呢？”
　　他站起身，把门大开着，一看是珍妮。她所以不等下礼拜一，今天就来，为的是她对母亲说过，要给人家一个好印象，觉得她们做事很迅速。
　　“进来吧，”参议员说；他也同上次一样，蔼然可亲地让路给她。
　　珍妮踱进门，心里期待着一句称赞她洗衣迅速的话。可是那参议员并没有注意到这个。
　　“哦，我的姑娘，”他当她放下衣包的时候说，“你今晚好？”
　　“很好，”珍妮回说。“我们想不如把衣裳早点儿给您送来，不等礼拜一。”
　　“哦，那没有关系，”白兰德不当要紧地回说。“放在椅子上吧。”
　　珍妮没有想到她还没有拿到洗衣服的工钱，就想走出去，可是参议员留住她。
　　“你的母亲好啊？”他欣然地问。
　　“她很好，”珍妮简单他说。
　　“你的小妹妹呢？她好一点儿了吗？”
　　“医生想是好一点儿了，”她回说。
　　“坐坐，”他蔼然地接着说。“我要同你谈谈。”
　　那青年女子走到近旁一张椅子去坐了下来。
　　“唔，”他轻轻的清一清喉咙接着说。“她是什么病？”
　　“出疹子，”珍妮回说。“我们前几天都当她是要死了。”
　　白兰德趁她说这句话时，细细端详她的脸，觉得从那上面可以看出一种非常令人伤感的东西。那女子的褴褛衣服，和她羡慕他生活舒服的那种神清，使他感动了。他几乎觉得周围的一切舒适和奢侈都是可耻的。他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诚然是高了！
　　“她好些了，我很高兴，”他好心地说。”你的父亲几岁了？”
　　“五十七。”
　　“他也好些了吗？”
　　“啊，是的，先生；他有些儿起色了，可是还不能出门。”
　　“我记得你母亲说他是个玻璃工匠不是？”
　　“是的，先生。”
　　本地这种工业之不景气，是他所深知的。上次的选举运动，这也就是政治问题的一部分。那末他们的景况真是不堪了。
　　“你家的孩子都上学吗？”他问。
　　“怎么，是——是的，先生，”珍妮口吃着回答。她家里原有一个孩子因为没有鞋子不能够上学，可是她觉得太不好意思招认出来。现在说出这一句假话，使她心里很难受。
　　他默想了一会儿，这才觉得没有理由可以再把她留住，就站起来，走过她这边。他从口袋里掏出薄薄儿的一叠钞票，揭了一张交给她。
　　“你拿去，”他说，“告诉你母亲，说我说的，拿它做什么花费都行。”
　　珍妮带着混杂的感情接过钱来；她竟不曾想起去看看那是几元的钞票，这个伟大人物这么贴近她的身，他所住的这个奇异的房间又这么惹眼，她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
　　“谢谢您，”她说。“您有一定的日子要我们来取衣服吗？”
　　“哦，是的，”他回答；“礼拜一——礼拜一的晚上。”
　　她走了，他象出神似地把房门关上。他对于这一班人的兴趣是异乎寻常的。贫穷和美确乎成为一种动人的结合了。他坐在他的椅子上，专心于她这一来所引起的愉快的冥想。他为什么不应该去帮帮她们呢？
　　“我要去寻出她们的住处，”他最后下了这样的决心。
　　从此以后，珍妮就常常来取衣服。白兰德觉得自己对于她的兴趣一天浓似一天，而且经过相当时期之后，他竟能使她去掉她同他见面时要觉得不适意的那点羞怯和恐惧了。有一桩事情帮助他达到这个目的，就是他叫她的小名。这是她第三次来的时候开始的，此后就不知不觉的这么叫惯了。
　　他这样叫她的小名，不能说是由于他把她当自己的女儿看待，因为他对于无论什么人都难得有这样的态度的。他跟这个女子谈话的时候，老觉得自己还很年轻，又常常猜想她也许也能觉察并且赏识他这年轻的一面。
　　至于珍妮，她是被这个人周围的舒适和奢侈所迷惑了，并且下意识地被这个人的本身所迷惑了，因为她生平见过的人，要算他最有吸引力。他所有的东西样样都是好的，他所做的事情样样都是文雅的，出色的，周到的。从一种遥远的来源——也许从她的日耳曼祖先身上，——她承袭了一种对于这一些东西的理解力和赏识力。生活是应该象他那样生活的，其中特别使她赏识的就是他那种慷慨的精神。
　　她的这种态度，一部分是从她的母亲那里得来的，因为在她母亲的心灵里，同情常比理性有力量。例如她把那十块钱交给她的时候，那葛婆子竟乐得个出了神。
　　“哦，”珍妮说，“我走出了门口才知道有这么多呢。他叫我把这交给你。”
　　葛婆子接了过去，把它轻轻夹在两只合叠的手中，当即分明看见那魁梧的参议员的漂亮影子在她面前了。
　　“他是多么漂亮的人啊！”她说。“他心眼儿太好了。”
　　当天晚上以及第二天，葛婆子都不住赞美这一棵珍奇的摇钱树，一遍又一遍地说他做人不知该有多么的好，心肠不知该有多么的宽宏。替他洗衣服的时候，她差不多把衣服都擦烂了，只觉得她无论怎样用力，也是报他不尽的。这桩事儿她可不让老头子知道。因为葛哈德有种固执的脾气，虽然在困苦之中，也决不愿意无功而受禄，所以要他收下这笔钱，她一定得费点儿事。因此她一句不提，只用它来买面包买肉，仍旧非常刻苦地过日子，使他不致觉察这笔意外的横财。
　　从此以后，珍妮就把她母亲的这种态度反映到参议员身上去，心里既然非常感激他，说话也比以前随便些了。后来他俩搞到很要好，他竟把橱柜里一个皮革做的相片框子送给她，因为他看出她很欢喜。她每次来的时候，他总借故留她一会儿，后来不久，就发见她那温柔的处女性里深深埋藏着一种厌恶贫穷的意识和一种不肯向人诉苦的羞惭。他诚心地喜欢她的这一点，又见她衣服褴褛，鞋子破烂，恨不能够想出一种不致得罪她的法子来帮助她。
　　他常常想找一个晚上跟她回家去，亲自去看看她家里的情况怎么样。不过他是一个合众国的参议员呢。她们住的那一带地方一定是很贫苦的。想到这里，他就得考虑一下，慎重的办法暂占优势。结果是，这个探访的计划终于搁起了。
　　十二月初头，白兰德回到华盛顿去住三个礼拜，有一天葛婆子和珍妮知道他走了，大家都吃了一惊。他每礼拜给她们的洗衣钱，没有少过两块的，有几次还给她们五块。他的这一走，也许没有想到对于她们的经济有怎样的影响吧。可也没有法子了；她们只得熬过日子去。葛哈德的病好些了，曾经到各工厂去找过工作，结果是一无所得，这才弄到一个锯木架和一柄锯子，挨门逐户去找锯木头的活儿。这种活儿并不多，可是他拚命的干，一个礼拜也弄到两块乃至三块钱的收入。把这收入补凑他老婆和西巴轩挣来的钱，已经够他们有面包可吃，可也只够吃面包罢了。
　　及到快乐的圣诞节开头，他们才深深感觉到穷苦的难受。德国人是喜欢在圣诞节铺排场面的。这是一年之中他们那个大家庭的感情能够充分表现的季节。他们看重儿童时代的快乐，所以喜欢看孩子们享受他们的玩物和游戏。老头子在圣诞前的一礼拜，手里锯着木头，心里就常常想到这桩事。小味罗尼加病了这么久，什么不该买给她呢！他巴不得每个孩子都给一双结实的鞋子，外加男的各人一顶暖和的便帽，女的各人一顶美丽的风兜。玩物，游戏，和糖果，他们以前是常常有的。想起下雪的圣诞早晨，家中桌子上头没有满满堆着使孩子们称心如意的物件，他就觉得痛心了。
　　至于葛婆子心中的感情，那是与其形容它，不如想象它的好。她感觉到非常痛楚，不敢去跟老头子谈起那个可怕的时节。她曾经贮起三块钱，希望去买一吨煤来，免得可怜的乔其天天去偷，可是现在圣诞节将近，她就决计用来买恩物了。老头子也私下积起两块钱，不让老婆知道，心想等圣诞夜里，到了紧要关头才拿出来，借以宽慰那做母亲的心中的焦急。
　　但是到了圣诞节那天，却很难说他们得到了什么安慰。整个城市都充满着节日的气氛了。杂货店和肉食店都扎着冬青树。玩具店和糖果店都摆设得满目琳琅，色色齐备，每个体面人家的圣诞老公公都要带几样回去的。他家的父母和孩子也都看见了，却使前者感觉到了需要和焦急，后者萌起了胡乱的幻想和不能完全压制下去的希求。
　　葛哈德曾经当着他们面前屡次说起。
　　“今年圣诞老公公穷得很。他没有很多东西可以送给我们。”
　　可是孩子们虽然贫苦，却没有一个肯相信他。他每次说了这句话，就向他们眼睛里看看，看出他们虽然受到了警告，眼睛里冒出来的希望可并没有减少。
　　圣诞那天是礼拜二，前一天礼拜一就放学了。葛婆子动身到旅馆之先，吩咐乔其要多捡些煤回来，以便维持过圣诞日。乔其立刻就带他的两个妹妹前去了，可是没法可以多捡，要费好大工夫才能装满他们的篮子，所以直到夜里，他们只不过捡了一点点儿。
　　“你去捡煤没有？”葛婆子晚上从旅馆回来，第一句就问这话。
　　“去过了，”乔其说。
　　“够明天用吗？”
　　“是的，”他回答，“我想总够了。”
　　“好吧，我去看看，”她说。他们就拿了灯，一同到放煤的木棚里去。
　　“啊，我的天！”她看了看就这么嚷道；“还差的远呢。你得马上再捡去。”
　　“哦，”乔其撅着嘴说，“我不去了。叫巴斯去吧。”
　　巴斯六点一刻就回家来了，当时正在后房里洗脸穿衣，预备要到城里去。
　　“不行，”葛婆子说。“巴斯忙了一天了。还得你去。”
　　“我不去，”乔其仍旧撅着嘴。
　　“好吧，”葛婆子说，“你明儿没有火生，看你怎么办？”
　　他们回到屋子里，乔其受到良心的刺激，觉得事情不能就此僵下去。
　　“巴斯，你也来，”他叫他那正在里房的哥哥。
　　“上哪儿去？”巴斯说。
　　“去拿点煤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