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又默默地工作起来，可是这个奇妙世界的魅力，已经对她的官感起了作用了。她对于周围的热闹和谈笑，实在不能不听它。大接待室的一区就是餐室，听那里盘碟琳琅，分明正在预备晚餐。另外一区就是接待室的本部，那里有人正在弹钢琴。晚餐以前所常有的那种悠闲舒适的气氛正弥漫在那个地方。这就在那天真的劳动女子心中触起了一种希望，因为她年华正富，贫穷还不能拿忧虑去充塞她那青年的心。她无时不在勤奋地擦着，有时忘却身边辛苦的母亲，忘记母亲眼边皱纹密布，母亲嘴里常常要嘟囔。她只想着周围的一切都很魅惑人，深愿自己也得占有其中的一份。
　　到五点半钟，女管事想起她们，就来对她们说可以走了。她俩松了一口气，离开那已经全部擦完的楼梯，放好洗擦的工具，就急忙动身回家。至少是那个母亲，她想起了自己好歹有活儿可做，自然觉得高兴。
　　路上经过几座漂亮的房屋，珍妮心中就又触起日间因见旅馆中的新奇生活而萌动的那种朦胧的情绪。
　　“有钱不很适意吗？”她说。
　　“是啊，”她的母亲回答说，当时她正想着害病的味罗尼加。
　　“你看见旅馆里多么大一间饭厅吗？”
　　“看见的。”
　　她们经过一些低矮的草房，在零落的枯叶里走着。
　　“我巴不得咱们也有钱，”珍妮象是自言自语地说。
　　“我可不知道怎样才好呢，”她的母亲叹了一口长气说。“我不相信家里还有一点东西可吃的。”
　　“咱们再去看看包门先生吧，”珍妮大声地说，因为她那天生的同情心又被她母亲的绝望声音唤起了。
　　“你想他还肯相信咱们吗？”
　　“咱们去对他讲明咱们在什么地方工作。我会去对他讲的。”
　　“好吧，”她的母亲疲倦地说。
　　离开她们的家两段街坊的地方有一家灯光昏暗的小杂货店，她们怯生生地冒险走进去。葛婆子正要开口，可是珍妮抢先说了。
　　“今儿晚上您肯给我们一点面包和咸肉吗？我们这会儿在科伦坡大旅馆做工。礼拜六一准给你线。”
　　“是的，”葛婆子补充说，“我现在有事儿做了。”
　　包门是她们家里还没有病人也还不觉得困苦的时候跟他们做生意好久了的，所以知道她们说的是实话。
　　“你们在那儿做工多久了？”他问。
　　“刚刚今儿下午。”
　　“您总知道的，葛奶奶，”他说，“我是怎么个景况。并不是我不肯。
　　葛先生是没有错儿的，可是我自己也穷。日子又艰难，”他再加上解说道，“我也得养活我的家的。”
　　“是的，我知道，”葛婆子虚弱地说。
　　她那旧绒线打的围巾掩盖着她一双做工做红了的粗手，可是它们在那里边不安地动着。珍妮勉强闷着嘴站在一旁。
　　“好吧，”包门先生最后说，“我想这回是可以的。礼拜六可得请您尽快归还我。”
　　他把面包和咸肉包起来交给珍妮，又带着点挖苦的语气说道：“我想你家一有钱，就去作成别处的生意了。”
　　“不会的，”葛婆子回答说，“您有不知道的吗？”可是她有些心慌，不敢再谈下去了。
　　她们踏进那阴沉沉的街道中，沿低矮的草房向自己家里走去。
　　“我不知道，”将近门口的时候母亲疲倦地说，“他们有煤拿回来没有。”
　　“你别操心，”珍妮说。“要是他们没有拿，我会去拿的。”
　　“有一个人赶走我们呢，”当母亲问起煤的时候，这是那心慌意乱的乔其回答她的第一句话。“我可也拿到一点儿了，”他又说。“我是打一辆车子上扔下来的。”
　　葛婆子只微微一笑，珍妮却大笑了。
　　“味罗尼加怎么样？”她问。
　　“她好象睡着了，”父亲说。“我五点钟又给她吃过药。”
　　一顿菲薄的晚餐正在预备的时候，母亲就走到病孩床边，又照例开始熬夜。
　　吃饭的时候，西巴轩提出一个建议。他是在社会上和商业上有较大的经验的，所以大家都认为他的建议值得考虑。他虽不过是一个造车匠的艺徒，而且除开他所竭力反对的路得教义外不曾受过任何教育的，但是他已经饱和着了美国人的特色和精力了。人家给他改的巴斯这个名字跟他十分相称。他显得魁梧、勇武，以他的年龄而论相貌要算不错的，正是一个典型的都市青年。他早就有一种人生哲学，以为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就必须做点事儿——
　　必须去结交体面社会的头等人物，至少要装得同他们结交的样子。
　　就因为这个缘故，这个青年老喜欢到科伦坡旅馆一带去走动走动。他觉得这个旅馆就是社会上一切有身分人物集中的地方。他一有钱买得起一套体面的衣服，就天天晚上混到市上去，同三朋四友站在旅馆门前，闲荡着，衔着五分两支的雪茄，掸拂掸拂身上的时髦衣服，等着看女人。和他同道的，就是城里的花花公子，浮浪子弟，以及那些到那儿去理发的和喝杯威士忌酒的青年们。凡是这一流的人，都是他所羡慕而要去同他们比赛的。衣服是主要的试金石。人家如果穿着漂亮的衣服，戴着戒指，插着别针，那么无论他们怎样的行为都是正当的。他要做这一流的人，要学这一流人的行径，因此，他那游荡生活的经验就很快地增广了。
　　“你们为什么不去问旅馆里的客人要些衣服来洗洗？”他等珍妮说了那个下半天的经历之后就这样问她。“这个该比擦楼梯好些。”
　　“怎么个要法呢？”她回问。
　　“怎么，自然去问那个帐房咯。”
　　珍妮觉得这个计划很有价值。
　　“要是你在那儿看见我，可别跟我说话，”一刻儿之后他又背着人告诫她。“你别露出认识我的样子。”
　　“为什么呢？”珍妮天真地问。
　　“唔，你知道是为什么的，”他回答说，因为他先前已经说过，她们这么一副穷样子，他不好意思认她们做自己一家人。“你只装做不看见好了，听见吗？”
　　“好吧，”她柔顺地回答，因为他的年龄虽然比她大不到一岁，可到底是哥哥，该听他的话。
　　第二天到旅馆里去，路上她把这桩事情告诉她的母亲。
　　“巴斯说咱们可以问旅馆里的人要些衣服来洗洗。”
　　葛婆子已经把怎样可以添补她那六个下午挣来的三块钱的问题想过了一夜，可解决不了，所以就赞成这个主意。
　　“这是可以的，”她说。“我去问那帐房去。”
　　但是她们到旅馆以后，一时没有机会去问这句话。她们一直工作到傍晚，这才碰巧得很，女管事差她们去擦帐房写字台背后的地板了。那帐房对她母女俩很有好感；他喜欢那个母亲的并不讨厌的愁容，也喜欢那个女儿的姣好悦目的面貌。所以当葛婆子把在心中酝酿了整个下午的那个问题怯生生地冒险提出时，他就耐心地听着。
　　“这儿有哪位先生，”她说，“会给我东西洗吗？那我是要谢他不尽的。”
　　那帐房把她看了看，认出她那焦急的脸上充满贫困已极的神情。
　　“让我想想看，”他一面说，心里就想起参议员白兰德和马歇尔·霍布金来。他们两位都是好心人，想来乐意帮助贫穷的女子。“你上去看看参议员白兰德看，”他继续说。“他在二十二号里，拿这个去吧，”他写上了号数又说，“你上去，说是我叫你去的。”
　　葛婆子感激得发抖，接过卡片来，眼睛看着她念不上来的那几个字。
　　“就这么行了，”那帐房观察着她的神情说。“你马上就上去。这会儿可以在他房间里找到他的。”
　　葛婆子怀着满腹狐疑去敲二十二号的门。珍妮默默的站在她旁边。
　　一会儿门开了，满室的光辉里面站着那位议员先生。他穿着一件漂亮的吸烟服，比他们初次会面的时候更显得年轻。
　　“好啊，奶奶，”他说道，原来他已经认出了她们，特别是那个小的；“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那母亲很觉羞惭，嗫嚅着回他的话。
　　“我们来问问，您有什么赏我们浆洗的没有？”
　　“浆洗的？”他用一种特别响亮的声音重述她的话。“浆洗的？进里边来吧。让我瞧瞧。”
　　他很客气的让开一边，招手叫她们进去，把门关上。“让我瞧瞧，”他又重述一遍，随即把一口乌木大衣橱的抽屉一个个的开关起来。珍妮津津有味地端详着那个房间。壁炉台上和妆台上陈列着那么多的玩艺儿和好物件，都是她生平从来没有见过的。议员先生的安乐椅，旁边放着的绿罩灯，华丽的厚地毯，地板上的美丽毡条——这是多么的舒服，多么的奢华啊！
　　“坐吧；那边两个椅子上坐吧，”议员先生蔼然可亲地说着，走进一个壁橱去。
　　母女俩依然惶恐，觉得礼貌上不如不坐的好，可是议员先生已经找了东西出来，重新又请她们坐。她们这才诚惶诚恐地坐了下来。
　　“这是你的女儿吗？”他对珍妮微微一笑接着说。
　　“是的，先生，”母亲回说；“她是我的大女儿。”
　　“你的丈夫还在吗？”
　　“他叫什么名字？”
　　“他住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