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一八八〇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有一个中年妇人，带着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女子，走进俄亥俄州科伦坡市的大旅馆里，到帐房的写字台面前，问他旅馆里有没有她能做的活。那妇人生着一副绵软多肉的体格，一张坦率开诚的面容，一种天真羞怯的神气。一双大落落的柔顺眼睛，里边隐藏着无穷的心事，只有那些对于凄惶无告的穷苦人面目作过同情观察的人才看得出来。跟在她后面的是她的女儿，一种畏惧和羞怯使她躲缩在后边，眼睛不敢对面前正视，这种神情是谁都看得出她从哪儿得来的。原来她的母亲虽然没有受过教育，却有一种含有诗意的心情，具备着幻想，感情，和天生的仁厚；她的父亲呢，又特具一种沉着和稳重的性格，两下结合起来就造成她这样一个人了。如今贫穷正在逼迫她们。当时她母女俩那种穷困窘迫的情景是很动人的，连那帐房也受感动了。
　　“你要做怎么样的活？”他问。
　　“也许你们会有一些洗洗擦擦的活儿，”她羞怯地回答。“我能擦地板。”
　　她的女儿听见这句话，就觉得不适意地转动起身子来，并不是因为她不耐烦做活，而是因为她不愿意人家看破她们贫穷到了不得不做活。那帐房倒有些侠气，他看见这样的美人儿处于这样的窘境，心里不免动怜。看那女儿那种无可奈何的神色，就可见得她们的境遇确实困苦了。
　　“请呆一会儿，”他说了，就走进背后一间办公室，去叫女管事长出来。
　　旅馆里的工作是有的。因为常雇的扫地婆子走了，大楼梯和大客厅都还没有打扫。
　　“那是她的女儿吗？”女管事长问，因为她从她站的地方就可以看见她们。
　　“是的，我想总是的。”
　　“今天下午她就可以来，如果她要来的话。我想那女孩子也会帮她的忙吧？”
　　“你去见管事长去，”帐房回到写字台旁边来欣然的说。“就打那儿过去”——指着近旁的一个门。“她会给你安排的。”
　　上述这小小的一幕，可以说是玻璃匠人威廉·葛哈德一身一家的悲剧的顶点。原来威廉·葛哈德的这个职业，也和其他的低级职业一样艰难，每天都得看着他的一个妻子，六个孩子和他自己，光靠幸运吹来给他的那一点东西维持生活。他自己正病在床上。他的长子西巴轩——他的同伴们把它叫做巴斯的——在本地一个货车制造家那里做艺徒，每礼拜只有四块钱的收入。
　　最大的女儿珍妮妃甫，年纪已过十八岁，却还不曾有过任何工作的训练。其他的孩子，乔其十四岁，马大十二岁，威廉十岁，味罗尼加八岁，都还年纪太轻，什么事都不能做，只叫生活问题更难解决罢了。他们所能依靠为生的，主要是一所住宅，虽然已经为了一笔六百块钱的借款押给人家，总还算是他们父亲的财产。他当初所以要借这笔债，为的是他积下的钱足够买这所房子，却还要扩充三个房间和一个门廊，以便全家人都住得下。抵押的期限本来还有几年，可是他境遇非常不顺，不但把那准备还本的一点点储蓄用得精光，就连逐年的利息也付不出。葛哈德弄得一筹莫展，医生的诊费，房子的利钱，还有欠肉店的，欠饼店的，虽则人家晓得他诚实可靠，随他拖欠，可是后来也不能再信任他了。这种种的心事放在他的心上，天天折磨着他，他的病也就一时难好。
　　葛哈德的老婆并不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曾有一个时期她替人家洗衣服，有多少就洗多少，余下来的工夫得替孩子们穿衣服，烧饭，打发他们上学，给他们缝缝补补，还得服侍丈夫，还得偶然抽出点时间来掉掉眼泪。
　　旧店家赊不动东西，她又常得去找较远的新店家，先拿一点现钱起个帐，赊货度日，直到那店家受人警告，不肯再赊给她，她又得到更远的地方去找。玉米便宜，她有时就只熬一罐灰汤玉米粥，再没有别的东西，就整整的吃过一礼拜。玉米粉做羹，是聊胜于无的吃法，这里面要是加上点牛奶，那就差不多要当筵席看待了。油炸山薯是他们最近似奢侈的食品，咖啡就属难得尝到的珍品了。煤是他们拿着桶子和篮子从附近铁路站场的轨道网里捡来的。木柴也用同样方法从附近的木料场里拾得来。这样的，他们一天天捱过日子，一径巴望父亲的病好起来，玻璃工厂早些儿开工。但是到那年冬季将近，葛哈德就开始觉得绝望了。
　　“我得马上跳出这一种境地才好，”这是那顽强的德国人常常要说的一句话儿，当时在他那种不大有劲的声音里，他的焦急只能得到一种虚弱的表现。
　　真是祸不单行，刚巧味罗尼加又出了疹子，一连好几天，大家都当她是要死的。她的母亲什么都不管，只是守着她，不住地替她祈祷。爱温吉医生纯然出于人类的同情，每天来一趟，给那孩子认真的诊察。路德派的教士翁德牧师也用教堂的名义来给她安慰。他们两个都把一种严肃的宗教气氛带到她家里来。他们是代表超越的力的黑袍神圣使者。那葛婆子好象马上就要失掉她那个孩子一般，一径悲悲切切地在那小床边守着。三天之后，危险是过去了，可是家里的面包也完了。西巴轩的工资都已经用来买药。只有煤一项是可自由去拾的，但是孩子们也已经有好几次从铁路站场被赶回来。葛婆子把可找事的地方都想尽了，绝望之余，方才想起这个旅馆来。现在她得到这个机会，真是奇迹。
　　“你要多少工钱？”女管事问她。
　　葛婆子想不到这是可以由她自己说的，可是她既有需要，也就胆壮起来。
　　“一块钱一天不太多吗？”
　　“不多，”管事说；“这儿每礼拜大概只有三天的活。你只要每天下午来一趟就做得完的。”
　　“很好，”葛婆子说。“今天就开头吗？”
　　“好的；现在你跟我来吧，我指给你看那些洗擦的家伙放在什么地方。”
　　她们这么草草被介绍进来的是当时当地一家豪华的旅馆。科伦坡是本州的首府，人口有五万，来往的旅客也多，确是经营旅馆业的一个好地点，年来的情况又有进境，至少科伦坡的居民要以此自豪。这旅馆是个五层的建筑，规模很宏大，坐落在中央广场的一隅，议事厅和大店铺都在那里。旅馆里的接待室很大，而且新近重新装饰过。地板和护壁板都是白色大理石的，由于常常擦，一径都光耀夺目。有一张庞大的楼梯，胡桃木做的扶手，黄铜做的横条。旁边有很惹眼的一角，专设一个卖报纸和烟卷的柜台。楼梯拐弯的地方，就是帐房的写字台和办公室的所在，全是硬木做的隔板，并且有新式的煤气灯装饰着。从接待室一端的一个门口，可以看见附设的理发室，放着一排排的椅子和修脸用的水杯。门外经常有两三部公共汽车，配合着火车开行的时刻来来往往。
　　这个大旅馆，是本州政治和社会的第一流人物所住的。有好几个州长，在任期间都把这里当做固定的住所。又有两个合众国的参议员，每次有事到科伦坡来，总在这里开着有会客室的房间。其中有一个，参议员白兰德，旅馆主人差不多当他是个永久的顾客，因为他是本城人，而且是个没有家的独身汉。其他较暂的住客，则包括众议员，各州议员，以及院外游说的人，商人，专门职业者，乃至大批行业不明的人物，来来往往，造成这个万花筒式世界的繁华和热闹。
　　当时母女两人突然投入这个光辉灿烂的境界，就感觉到无限惊惶。她们生怕要闯祸，始终小心翼翼的，什么东西都不敢去碰一碰。她们正在扫除的那个铺着红色地毯的大穿堂，在她们看来简直同王宫一般华丽；她们眼睛不敢仰视，说话用极低的声音。及到去擦阶台上和楼梯上那些铜条的时候，她们就都得拿出勇气来，为的那母亲过分畏怯，那女儿觉得这样出现在大庭广众很害臊。楼梯下面就是那间富丽堂皇的接待室，人们有的在闲坐，有的在吸烟，不断的进进出出，都看得见她母女两人。
　　“这里不顶漂亮吗？”珍妮妃甫低声的说着，却因听见自己的声音而觉得不安起来。
　　“是啊，”她的母亲回答说，其时她正跪在地上，勤勤勉勉地用她那双笨拙的手在绞擦布。
　　“住在这种地方该花很多的钱吧，你想是不是？”
　　“是的，”她的母亲说。“不要忘记这些小角儿里也要擦的。看你漏了多少地方了。”
　　珍妮听了很委屈，但仍旧认真地干活，使劲地磨擦，再也不敢抬起她的眼睛。
　　那母女俩辛勤劳苦，从楼上一路工作下来，一直工作到五点钟光景，外面天黑了，整个客厅都灯烛辉煌，其时她们已经快要擦到楼梯脚。
　　经过大旋门，从外面寒冷的世界进来一个魁梧杰出的中年绅士，他那缎子的帽子，宽敞的军用斗篷，在一群闲荡人中立刻显出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的脸面属于黝黑而庄严的一型，但是线条开朗，显得是富于同情；他那闪亮的眼睛上面有浓黑蓬茸的眉毛掩盖着。他打写字台旁边经过，捡起预先给他放出的钥匙，就走到楼梯边拾级而上。
　　他看见那在他脚下擦地板的中年妇人，不但特地为她拐了个弯儿，并且蔼然的挥着手，等于说，“不消回避。”
　　可是那个女儿已经站起来，接触着他的视线，她那惶恐的眼光显出她怕自己挡住他的路。
　　他鞠了个躬，欣然地微笑了。
　　“你不必劳驾，”他说。
　　微微的一笑。
　　他走到了楼梯顶，禁不住又回过头来侧眼看了看，这才看清她那非常动人的面貌。他看出了她那白皙的高额头，上面平滑地分披着两支发辫。他又看出了她的眼睛是蔚蓝的，皮肤是娇嫩的。他甚至于可以从容叹赏她的嘴和她那丰满的腮帮，尤其是那圆浑婀娜的体态，因那其中充满着青春和健康，以及中年人认为最值得向造物祈求的那一种幸福。他看过了这一眼之后，就庄严地向前走去了，可是她那魅人的体态，已经印在他脑海里跟着他一起走了。这人就是青年议员乔其·雪尔佛斯脱·白兰德阁下。
　　“刚才上去的那个人不很漂亮吗？”过了会儿珍妮说。
　　“是的，很漂亮，”她的母亲说。
　　“他还拿着根金头的手杖。”
　　“人家走过的时候你别瞪着眼睛看，”她的母亲贤明地告诫她。“这是不象样儿的。”
　　“我没有瞪眼看他呀，”珍妮天真地回答。“是他向我鞠躬的。”
　　“好吧，你总别去注意人家，”她的母亲说。“人家也许要不乐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