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曾经约定，每星期由他给她十二块钱，用于日常开支。听到她的话，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拿出了荷包。他又觉得这事情真可怕。他只是把钱拿出去，拿出去，可是一无收入。
　　“老天爷，”他在自己心里想，“这样下去不行啊。”
　　他对嘉莉却什么都没有说。她也觉得她的要求使他不安。要他给钱很快就会成为难堪的事情了。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她想。“啊，我为什么就该为此而烦恼呢？”
　　赫斯渥走出门，朝百老汇路走去。他想去找个地方。可是不久就到了三十一街上的大旅社。他知道那里的休息室很舒适。他走过了二十条横马路觉得冷了。
　　“我到他们的理发室去修个面吧，”他想。
　　经过理发师的加工后，他认为就有权利在那里继续坐下去了。
　　他又觉得度日如年，就早些回家，这样一连几天，每天都苦苦地想找事做，但每天都因为厌恶、沮丧、害羞而不得不到休息室里去闲坐。
　　最后有三天刮起了风雪，他索性没有出去。雪是在一天傍晚开始下的。
　　是一阵地道的风雪，雪片又大又软又白。第二天早晨还是风雪交加，报纸上说有暴风雪。从前窗窗口望得见外面厚厚地铺着一层柔软的雪。
　　“我想今天不出去了，”他在吃早饭的时候对嘉莉说。
　　“报纸上说，天气将越来越坏。”
　　“而且我叫的煤还没有送来，”嘉莉说，她叫了一蒲式耳①煤。
　　① 容量单位，在美国等于 35.238 升。
　　“我来去问一下，”赫斯渥说。这是他第一次表示要做些家务，但是，这好像是他想坐在家里的愿望提醒他的，作为享受权利的某种补偿。他并不是有意识地这样想的，但是在下意识里存在着这个想法。
　　整天整夜落着雪，城里的交通开始普遍发生阻塞。报纸上详尽地报道了暴风雪的消息，用大号铅字渲染穷人的疾苦。在全城按蒲式耳卖煤的意大利小商人，提高了煤价。报纸上大量刊载着寒冷、饥饿之类的消息，弄得人心惶惶，几乎每一个人都觉得冬天的可怕，虽然他们并没有自己身受。
　　赫斯渥坐在屋角的炉子边看报。他把找工作的需要撇在一边。这场暴风雪是如此猛烈，使一切活动都停顿下来，他也不需要去找工作了。他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烤他的双脚。
　　嘉莉看到他泰然自若有些不顺眼。尽管风雪很大，她还是怀疑他这样舒服是否恰当。他对自己的处境看得过分达观了一些。他太乐天安命了。
　　可是赫斯渥还是看报，只顾看报。他不大留心嘉莉。她在料理家务，不大说话来打扰他。
　　第二天还在下雪，再下一天天气寒冷彻骨。赫斯渥看了报纸的警告，就坐着不动。现在他自告奋勇去做些别的小事情了。一次是上肉店，另一次去杂货铺。他实在根本不去想这些小事情有什么真正的含义。只是既然坐在家里，这好像是应该做的。他觉得自己好像并不一无用处——真的，碰到这样恶劣的天气，在家里还是很顶用的。
　　可是，第四天，天晴了起来，他看报知道风雪已过。然而，这时他却闲散地混日子，想想街上该是何等的泥泞。天气还是很冷。他不愿考虑出门去。
　　直到中午他才放下报纸，走出门去。因为气候略微暖和了一些，路上真是泥泞不堪。他乘街车穿过十四街，从百老汇路上转车向南。他看到过一则小广告谈到珍珠街的一家酒店。可是，等他到了百老汇中央旅社，又改变了主张。
　　“这有什么用呀？”他想，眺望着车外的泥浆和积雪。“我没有钱投资。
　　十拿九稳是不会成功的。我想还是下车的好。”于是他下了车。他在旅社的休息室里坐了下来，又等着时间流逝，不知道可以干些什么。
　　当他心满意足地在休息室里胡思乱想的时候，有一个衣冠楚楚的人走过休息室，停下步来，像是记不清楚似地仔细看了他一眼，然后就走上来。赫斯渥认出他是卡吉尔，芝加哥一家叫卡吉尔大马厩的东家，最后一次在艾弗里会堂看嘉莉演出的那一晚见过面。赫斯渥立即想起了这家伙那次带太太过来和他握手的情形。
　　赫斯渥大为局促。眼睛里显出了难堪的神情。
　　“嗐，是赫斯渥，”卡吉尔说，现在他记起来了，很后悔开始没有一眼就认出他，好避免这次会见。
　　“是的，”赫斯渥说。“你好呀？”
　　“很好，”卡吉尔说，因为没有话可谈而觉得为难。“住在这里吗？”
　　“不，”赫斯渥说，“前来赴约的。”
　　“我知道你离开了芝加哥。一直想知道，你景况如何。”
　　“啊，现在我住在纽约，”赫斯渥回答，急于想走开。
　　“我想，干得不差吧？”
　　“再好没有。”
　　“那就好极了。”
　　他们相互望着，觉得有些尴尬。
　　“哦，我和楼上一个朋友有约会。我要走了。再见。”
　　赫斯渥点了点头。
　　“真该死，”他喃喃地说，向门口走去。“我知道会碰到熟人的。”
　　他上街跨过了几条横马路。他表上还只有一点半。他竭力想有什么地方可去或者有什么事情可做。天气这么糟糕，他只想躲到室内去。终于他觉得双脚又湿又冷，就跳上一辆街车。街车把他送到五十九街，到这里实在和到别处没什么两样。下得车来，他转身沿着七马路走回去，但路上实在泥泞不堪。在路上闲逛而无处可去的痛苦，使他忍受不了。他觉得好像是着凉伤风了。
　　他在街角停下步来，等着向南行驶的街车。这不是出门的天气；他要回家去。
　　嘉莉见他三点缺一刻就回家，吃了一惊。
　　“这天气出门太糟了，”他就这么说了一句，然后脱下上衣，换了鞋子。
　　那天夜里，他觉得有些发冷，吃了些奎宁。直到天亮他还有热度，第二天就坐在家里，由嘉莉来伺候他。他一生病就成了个可怜虫，穿着颜色暗淡的浴衣，又不梳头发，就不很有风度了。他眼圈边显得憔悴，容颜苍老。嘉莉发现了这一点，这是使她不高兴的。她想要表示和善、同情，但是这个家伙有些地方使她不愿和他亲近。
　　快到傍晚时分，在暗淡的灯光下，他的面色显得极其难看，她就劝他去睡觉。
　　“你还是一个人睡的好，”她说。“你会感到舒服一些。我现在给你去铺床。”
　　“好吧，”他说。
　　她在照料这些事情时，心情是极其沮丧的。
　　“这是什么生活！这是什么生活！”她心里一直这么想着。
　　这天有一次，当他在暖炉旁边，弓着背在看报的时候，她穿过房间，看见了他，就皱起了眉头。她在不大暖和的前房里，坐在窗边哭起来。这就是她命中注定的生活吗？关在鸡埘一般的小房间里，跟一个失业的、闲着无事而又对她漠不关心的人同居吗？她现在只是他的一个女仆而已，别无可言。
　　一切爱情都已死去。没有赞美，只是一般的好脾气而已。他什么都要她做，但是一无报答。他现在已有两星期什么也不干了。倘使他的病严重起来，他们怎么办呢？她两手捧住脸孔，又哭了起来。
　　她这一哭眼睛就发红，在铺床的时候，她点上了煤气灯，铺好了床，就叫他进来。他发现了这个事实。
　　“你怎么啦？”他问，紧盯着她的脸蛋。他的声音嘶哑，而且头发蓬乱，越发显得面目可憎。
　　“没有什么，”嘉莉有气无力地说。
　　“你哭过了，”他说。
　　“我没有哭，”她回答。
　　并不确切是为了爱他而哭，这是他明白的。
　　“你不用哭，”他说，爬上床去。“事情会好转的。”
　　过了一二天，他起了床，但是天气依旧很恶劣，他没有出去。那个意大利人现在送报上门了，他还是孜孜不倦地看这些报纸。过了些时候，他硬着头皮出去了几次，但是又碰到了一个老朋友，他开始觉得在旅社休息室里闲坐心神不安。
　　他每天老早回家，最后竟不装模作样地到任何地方去了。冬天不是找职业的时候。
　　他老是坐在家里的习惯形成了一个特点，就是他增加了对家务的照料。
　　这是观察和启示的结果。因为老在家里，他自然会注意到嘉莉干家务的方法。
　　她太不善于操持家务和精打细算了，他第一次看到了她在这方面的欠缺。可是，在她按期要开销的钱变成痛苦的负担以前，他却没有觉察。像他这样这儿坐坐，那儿坐坐，一星期又一星期过得好像很快。每星期二嘉莉就开口要钱。
　　“你以为我们生活得极其节省了吗？”有一个星期二早晨，他问。
　　“我是尽力而为的，”嘉莉说。
　　当时没有再说什么，但是就在第二天，他说：“你到那面的市场去过没有？”
　　他是指在西区十一街上的甘斯沃尔市场。
　　“我不知道那里有个市场，”嘉莉说。
　　“那里有一个大市场。人们说，那里的东西便宜得多。”
　　嘉莉对这个建议很冷淡。她对这些事根本不感兴趣。
　　“你买一磅肉要多少钱？”有一天，他问。
　　“哦，有几种价格，”嘉莉说。“牛腰肉每磅两毛二。”
　　“这不是太贵了吗？”他回答。
　　他又这样问了其他的东西，天长日久终于成了他的一种癖好。他问了价格就牢牢记住。
　　他办家务的能力也有了改进。当然是从小事情上做起的。有一天早晨，嘉莉要拿帽子出去，被他挡住了。
　　“嘉莉，你要到哪里去？”他问。
　　“到那边面包房去，”她回答。
　　“我来代你去吧，”他说。
　　她默许了，他就出去。每天下午他到街角去买报纸。
　　“你要什么东西吗？”他会说。
　　她开始逐渐差遣他起来。可是，这么一来，她就拿不到每周十二块钱了。
　　“今天你要给我钱了，”差不多就在这时候，有一个星期二，她说。
　　“要多少？”他问。
　　她很懂得这句话的意思。
　　“哦，五块钱左右，”她回答。“我欠了煤店的钱。”
　　就在这一天，他说：“我知道街角上那个意大利人每蒲式耳煤卖两毛五分钱。我去向他买。”
　　嘉莉漫不经心地听着。
　　“好吧，”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