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应该怎么办，”他想。“我要上门去问杜洛埃先生是否在家。
　　这就可以弄明白他到底在不在，嘉莉现在正在哪里。”
　　他想到这里，几乎要手舞足蹈起来。他决定吃过夜饭就去。
　　六点钟他从房间里下来，仔细望望四周，看杜洛埃是否在场，然后出去吃饭。可是他几乎吃不下东西——因为急于去执行他的使命。在动身之前，他想最好去了解一下杜洛埃在什么地方，就回到旅馆里。
　　“杜洛埃先生出去了没有？”他问茶房。
　　“没有，”后者回答，“他在房间里。你要送一张名片上去吗？”
　　“不，我等一下去看他，”赫斯渥回答，就走了出去。
　　他搭上一辆麦迪逊街的街车直到奥格登公寓，这一回他大胆地直走到门口。女仆来开了门。
　　“杜洛埃先生在家吗？”他和悦地问。
　　“他出门去了，”女仆回答，她听得嘉莉是这样对海尔太太说的。
　　“杜洛埃太太在家吗？”
　　“不在，她上戏院去了。”
　　“是吗？”赫斯渥说，不禁大吃一惊。然后，做出好像有要事一般，他说：“你不知道她上哪家戏院去的吗？”
　　女仆实际上并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但是她讨厌赫斯渥，想给他找些麻烦，就回答说：“知道的，胡利戏院。”
　　“谢谢你，”经理回答，用手轻轻地碰了一下帽边便走了。
　　嘉莉实在不在胡利戏院，她是和海尔太太一起去哥伦比亚戏院的，那里正在上演威廉·吉勒特①的一出早期的喜剧。
　　① 威廉·吉勒特（1855—1937）为美国杰出的演员和剧作家，以演自己改编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中的主角获盛名。
　　“我到那里去找她，”当经理一路去上车时，心里这样想，因为得干这桩棘手的事而感到相当失望；但是事实上他却没有去。在他到达市中心区之前，他把事情重新想了一遍，认为这是无补于事的。虽然他非常想见嘉莉，可是他知道，她会和别人在一起，所以他不愿意闯到那里去求情。他可以过一些时候去——明天早晨去。只是明天早晨他得应付律师的问题。
　　这一短短的历程使他大为扫兴。他很快又想起了原来的烦恼，急于回到酒店去找解脱。一大群绅士在那里谈天说地，使这个地方显得很热闹。库克县②的一批政客正在店堂的后部围着樱桃木圆桌商谈什么事。几个寻欢作乐的青年正在酒吧边聊天，不愿就上戏院去。在酒吧的一头，有一个寒酸而又斯文的人，长着个红鼻子，戴一顶旧礼帽，正在静静地喝一杯淡啤酒。赫斯渥对政客们点点头，就走进办公室。
　　② 在伊利诺斯州东北部，芝加哥在该县的东部。
　　和他的同伴们一杯对一杯地喝酒，轮到他付钱的时候，他丝毫不马虎，似乎他同其他人一样，也是个外来的顾客。倘使他曾经接近喝醉，或者换句话说，在达到醉醺醺的状态前感到脸红、灼热而很舒泰的话，那就是在现在这样的人物之间——当他处在闲谈的名流中时。今夜他虽然心事重重，有了同伴还是感到很轻松，而且，既然有一些名流聚在一起，他就暂时将自己的心事搁在一边，尽情地参加他们的闲谈。
　　过了不久，这样饮酒就开始发生效果了。大家开始讲故事了——那些说不完的、滑稽可笑的故事，这是美国人在这种情况下的主要话题。
　　“你可听见过这个故事，”和“这倒使我想起了，”是重复得最多的老话。斯坎伦的幽默占着上风。赫斯渥也不甘落后。他不是幽默家，但是他经常听到不少故事，记得很牢，又能相当正确地分辨故事的优劣。所以一轮到他，他就也来上一个。
　　结果十二点钟到了，酒店要打烊了，人们就此告别。赫斯渥极其热忱地和他们握手道别。他在肉体上感到很愉快。他当时的情况是，虽然头脑清醒，可是心里却充满了幻想。他觉得他碰到的麻烦似乎并不太严重。走进办公室，他开始翻阅一些帐册，等堂倌们和出纳离店。他们很快就走了。
　　等所有的人都走了，看看每样东西是否都已锁好，以便可以放心过夜，这是经理的责任，也是他的习惯。按照习惯，只有过了银行营业时间所收入的现金才存放在店里；这笔钱由出纳锁在保险箱里，只有出纳和那两位店东知道号码锁的密码；但是赫斯渥却每夜都很谨慎，总要拉拉放现金的抽屉和保险箱的门，看看是否关严了。他然后锁上自己的小办公室，开亮保险箱旁边的灯，然后才离去。
　　他从来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出过毛病，但是今夜，锁上自己的写字台以后，他走出来拉拉保险箱的门。他用的办法是把门用力拉一拉。这一回箱门竟应手而开了。他对此略有些惊奇，于是往里一看，发现那些放现金的抽屉像白天里一样，显然是没有关上。他第一个念头当然是要查看一下抽屉，然后关上箱门。
　　“明天要和梅休提一下这事，”他心里想。
　　梅休在半小时前离店时一定以为自己已经旋过箱门锁钮，关上了锁。他以前从没有忘记过。但是今天晚上梅休却心不在焉。他在盘算自己的一笔生意。
　　“我来看看里面，”经理想，拉出一只藏钱的抽屉。他不知道为什么想往里看看。这完全是不必要的行动，要是在别的时候一定不会发生的。
　　他抽出抽屉，就看见一层扎好的钞票，一千元一扎，像银行发出来的原封。他不知道其中有多少，就站住了细看一下。然后他拉出另一只现金抽屉。
　　里面藏着当天的进款。
　　“我知道汉南或者霍格从来没有这样放过钱，”他心里在想。“他们一定忘记了这些钱。”
　　他又看了看另一只抽屉，又停下手来。
　　“数数看，”他耳边有一种声音说。
　　他伸手到第一只抽屉里，拿起那叠钞票，让它们一扎扎地散下来。这些是一千元一扎的五十元和一百元的钞票。他一数有这么十扎。
　　“我为什么不把保险箱关上呢？”他心里自思自忖，踌躇不决。“我为什么要站在这里不走呢？”
　　回答他的是一句非常离奇的话：“你手头曾经有过一万块钱的现钞吗？”
　　啊，这位经理记得他从来没有过这么许多。他所有的财产都是慢慢地积聚起来的，现在都在他太太名下。他的财产总共值四万多块钱——都要归她所有了。
　　他想到这些事情时感到迷惑——然后推进抽屉，掩上箱门，手搁在锁钮上，顿住了，这锁钮只消一转就可以锁上，断绝一切诱惑。他还在迟疑。最后他走到窗边，拉下窗帘。然后他拉拉房门，实在他早已锁上了。什么事情要他多心呢？他为什么要这么悄悄地行动呢？他回到帐台的一端，像是要靠着手臂思索一下。然后他走去打开他那小办公室的门，开了灯。他还打开了他的写字台，在台前坐了下来，脑子里尽是些奇怪的念头。
　　“保险箱开着，”有一种声音说。“恰好还有一点儿隙缝。还没有锁上。”
　　这位经理心乱如麻，尽在胡思乱想。这时，他回想起白天里的全部纠葛。
　　也想到了眼前就有个解决办法。这笔钱就能解决问题。倘使他有这些钱又有嘉莉，那该多好啊。他站起来，呆呆地站着，俯视他的鞋子。
　　“这么办好吗？”他心里在问，慢慢地举起手来，抓抓耳朵，想找寻答案。
　　经理不是傻子，不会盲目地由于这一念之差而误入歧途，但是他处境特殊。他血管里充满了酒。酒已涌上了他的脑袋，使他对眼前的机会产生好感。
　　酒还对他美化了一万块钱的作用。他可以从这一万块钱里看出大好机会。他能得到嘉莉——啊，是的，他能得到。他可以摆脱自己的太太。还有明天早晨要谈判的那封信。这样就不用答覆它了。他走回到保险箱前，伸手放在锁钮上。然后，他拉开箱门，把放钱的抽屉完全抽出来。
　　抽屉一在他面前拉开，想要不动它仿佛是愚蠢的事情了。这当然是太蠢了。他不是可以和嘉莉安静地生活许多年吗。
　　天呀！这是怎么啦。他第一次觉得精神紧张，好像有一只坚定的手抓住了他的肩膀。他恐惧地向四周一望。一个人影都没有。一些声音都没有。有人在人行道上踢踢达达地走过。他把钱箱和钱又放进保险箱里。然后又把保险箱门掩上一些。
　　一般良心上从来不动摇的人，对一个头脑比较脆弱、在责任与欲望之间拿不定主意的家伙的为难，是不容易理解的，除非这种情绪能得到鲜明的描绘。一般从来没有听见过内心中幽灵似的时钟的庄严的声音，非常清晰地滴答、滴答地传出“你应该”、“你不应该”、“你应该”、“你不应该”的人，是无法对此作出判断的。不单是反应敏捷、思路有条有理的人可能有这种心理矛盾。即使是糊涂透顶的傻子，受到欲念引诱而想干坏事的时候，是非感也会唤他回头的，就权威和力量而言，这种是非感是和他的犯罪倾向成正比的。我们应该记住，这可能不是对是非的认识，因为动物畏惧罪恶的本能，并不基于对是非有所认识。人类在受知识指导以前，还是受本能控制的。
　　正是本能唤醒了罪犯──正是本能（在不存在有条有理的推理时）使罪犯觉得危险，害怕犯错误。
　　因此，每逢初次冒险干某种从未干过的罪恶勾当时，人的头脑就会犹豫起来。思想的时钟报出了它的欲望和它的否定。凡是从来没有在精神上经历过这种进退两难的人，下面的故事可能纯然是想象不到的。
　　当赫斯渥把钱放回去后，他心里又觉得轻松而大胆起来。没有人看见他。
　　这里只有他一个人。谁也不知道他想干些什么。他可以自己把这事好好盘算大约十点钟光景，他的朋友弗兰克·勒·泰恩特先生，当地一个喜欢运动和赛马的人，闯了进来，看见赫斯渥独个儿在办公室里，就走到门口。
　　“喂，乔治！”他大叫道。
　　“你好，弗兰克，”赫斯渥说，看见了他好像轻松了些。“请坐，”向他指指小房间里的一把椅子。
　　“怎么回事，乔治？”泰恩特问。“你看上去不大高兴。是不是在赛马上输了钱？”
　　“今天晚上我有些不舒服——前几天有些小伤风。”
　　“喝点威士忌吧，乔治，”泰恩特说。“你该知道的。”
　　赫斯渥笑了一笑。
　　他们谈了一会赛马，最后一起踱出房间走向酒吧。当他们还在那里谈话的时候，赫斯渥的其他几个朋友走了进来，等到十一点过后不久，戏院散场了，有些演员陆续走了进来——其中有些名角儿。有斯坎伦、上演《老家宅》的那个剧团的登曼·汤普森和当时刚在杂耍剧中成名的演员法兰克·布什。
　　“喂，乔治，”后者对赫斯渥招呼。
　　这是他这次旅行演出时第一次见到这位经理。赫斯渥很客气地向他致意。他这时还不认识汤普森，只是闻名而已。和斯坎伦也不大熟。这时碰巧当地著名的酒鬼马克·肯尼迪也走了进来。他是因为有钱和趣味还过得去而结识了到本城来访问的许多名人。这三位演员他都认识。
　　“让我给你介绍汤普森先生，”他把这三位名角和经理拉在一起以后，对赫斯渥说。于是就开始了美国交际场所常有的那种漫无边际的社交性谈话，通过这种闲谈，那些追逐名利的人企图从那些享有盛名的人那里沾点光。
　　倘使赫斯渥有什么癖好的话，那就是对名流倾心。他认为，如果说他属于什么圈子的话，那就该在名流之中。要是在场的人中有人不赏识他，他自视甚高，不甘心去拍马屁，但又十分热心，不能不严守自己的岗位。但是在像眼前的这种情况中——他能以绅士的身分大出风头，同时不折不扣地被人们当作这些名流的朋友和同僚，他就极其高兴。倘使有机会，那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可以“喝上几杯”。在社交气息相当浓厚的时候，他甚至可以放手和他的同伴们一杯对一杯地喝酒，轮到他付钱的时候，他丝毫不马虎，似乎他同其他人一样，也是个外来的顾客。倘使他曾经接近喝醉，或者换句话说，在达到醉醺醺的状态前感到脸红、灼热而很舒泰的话，那就是在现在这样的人物之间——当他处在闲谈的名流中时。今夜他虽然心事重重，有了同伴还是感到很轻松，而且，既然有一些名流聚在一起，他就暂时将自己的心事搁在一边，尽情地参加他们的闲谈。
　　过了不久，这样饮酒就开始发生效果了。大家开始讲故事了——那些说不完的、滑稽可笑的故事，这是美国人在这种情况下的主要话题。
　　“你可听见过这个故事，”和“这倒使我想起了，”是重复得最多的老话。斯坎伦的幽默占着上风。赫斯渥也不甘落后。他不是幽默家，但是他经常听到不少故事，记得很牢，又能相当正确地分辨故事的优劣。所以一轮到他，他就也来上一个。
　　结果十二点钟到了，酒店要打烊了，人们就此告别。赫斯渥极其热忱地和他们握手道别。他在肉体上感到很愉快。他当时的情况是，虽然头脑清醒，可是心里却充满了幻想。他觉得他碰到的麻烦似乎并不太严重。走进办公室，他开始翻阅一些帐册，等堂倌们和出纳离店。他们很快就走了。
　　等所有的人都走了，看看每样东西是否都已锁好，以便可以放心过夜，这是经理的责任，也是他的习惯。按照习惯，只有过了银行营业时间所收入的现金才存放在店里；这笔钱由出纳锁在保险箱里，只有出纳和那两位店东知道号码锁的密码；但是赫斯渥却每夜都很谨慎，总要拉拉放现金的抽屉和保险箱的门，看看是否关严了。他然后锁上自己的小办公室，开亮保险箱旁边的灯，然后才离去。
　　他从来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出过毛病，但是今夜，锁上自己的写字台以后，他走出来拉拉保险箱的门。他用的办法是把门用力拉一拉。这一回箱门竟应手而开了。他对此略有些惊奇，于是往里一看，发现那些放现金的抽屉像白天里一样，显然是没有关上。他第一个念头当然是要查看一下抽屉，然后关上箱门。
　　“明天要和梅休提一下这事，”他心里想。
　　梅休在半小时前离店时一定以为自己已经旋过箱门锁钮，关上了锁。他以前从没有忘记过。但是今天晚上梅休却心不在焉。他在盘算自己的一笔生意。
　　“我来看看里面，”经理想，拉出一只藏钱的抽屉。他不知道为什么想往里看看。这完全是不必要的行动，要是在别的时候一定不会发生的。
　　他抽出抽屉，就看见一层扎好的钞票，一千元一扎，像银行发出来的原封。他不知道其中有多少，就站住了细看一下。然后他拉出另一只现金抽屉。
　　里面藏着当天的进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