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做的？”
　　那矮小的人高兴而凶恶地露齿笑着，使他忽然看起来年轻了十岁。
　　“哪，你知道，在那种生活里，假如有人知道如何用刀子的话，他就会令人起敬。我劈开了他的肚子。”
　　查理喘了一口气。那个人讲得那么自然，使人几乎无法相信他没听错。
　　“你看，人从九点到五点都被关在寝室里，守卫不进来。老实告诉你，好像他们的生命很值钱。假如在早晨时，发现有个人喉咙被刺一刀，当局也不闻不问，他们不愿听真实的话。所以，你看，我对这个男孩子有一种责任感。我必须教他各样的事。我有很好的头脑，不久就发现，假如你要平易地过日子，唯一的事就是，去做人家吩咐你做的事，不要惹麻烦。统治地球的不是正义，而是强权。而他们已经得到强权，得到权威，有一天可能我们也会得到。然后我们将会有一点中产阶级的样子，但是，那时我们还是要服从。这就是我教他的，我还把我的专业教他，现在他几乎跟我一样是一个好电气匠了。”
　　“现在唯一的事就是找工作，”另外一个说，“一起工作。”
　　“我们一起历尽沧桑，我们现在不能分离。你看，他就是我全部得到的东西。我没有母亲，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我本来有母亲，但已经死了，我在惹上麻烦时，失去了我的妻子及孩子。女人是母狗。一个人生命中没有爱情很难过活。”
　　“而我，我得到了谁？为了生活，我们两个。”
　　在把这两个不幸的人连结在一起的友谊中，有某种很动人的成分。这给了查理一种使他有点难为情的得意之感；他会高兴地告诉他们，他认为那是勇敢而漂亮的事，但是他知道，他无法讲出这样不寻常的话。莉迪亚却一点也没有他那种羞怯。
　　“我认为没有多少人在他们能逃走时，会为了一个朋友，而在那地狱里停留两年的长时间。”
　　那人咯咯的笑。
　　“你知道，在那儿，时间刚好是金钱之敌；在那儿一点钱就是很多了，而很多时间并不算什么，你会把六小时视同财产似地贮藏起来，而两年却是不值得一谈的时间。”
　　莉迪亚深深地叹息，很容易看出她在想什么。
　　“贝格不会在那儿这么长，是么？”
　　“十五年。”
　　一片寂静。人们可以看出莉迪亚正在费力控制她的情感，她开口时，声音像是爆发似的。
　　“你看过他吗？”
　　“是的。我跟他谈过话。我们一起在医院。我去割盲肠，我不愿回法国，就在这里得了盲肠炎。他一直在从圣劳伦特筑到克叶内的铁路上工作，他患了严重的疟疾。”
　　“我不晓得，我收过他一封信，但他没提过。”
　　“在那边每个人迟早都会得到疟疾的，那是不值得一顾的事。他很快就复元，很幸运。医官长喜欢他，他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我指贝格，这样的人并不多。他康复时，他们申请要把他转到医院服务中心。他在那边会很好的。”
　　“马塞尔昨晚告诉我，他要你转交给我一个口信。”
　　“是的，他给了我一个住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纸张，给了莉迪亚一片上面写着字的纸条，“假如你能够送出一点钱的话，就送到那边。但是记住，他只能得到你送出的一半钱。”
　　莉迪亚拿了那片纸，看了看，然后放进提包里。
　　“还有什么事吗？”
　　“有的。他说叫你不要忧虑，他说情形不会坏到哪里。他正在站稳脚，他会很好的。这是真的，你知道，他不是傻瓜，他不会犯什么错误。他是最会善处倒霉事的人，你会看到，他是非常快乐的。”
　　“他怎么能快乐？”
　　“人们所能习惯的事很有趣。他有一个爱说笑的习惯，不是吗？他说的话总是使我们发笑，难得他是只看事情有趣一面的人，不会有错的。”
　　莉迪亚脸色很苍白，无言地看着地面。年纪较大的转向他的朋友。
　　“我告诉你的那件他说的笑话是什么？关于那个在医院里割破可咒的喉咙的家伙。”
　　“哦，我记得，是什么呢？我完全忘光了，但是我知道那使我笑得前俯后仰。”
　　一阵长长的沉寂，似乎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莉迪亚在沉思焦虑；那两个人无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眼睛空空洞洞的，像蒙巴纳斯林荫道卖的机器娃娃，摇了摇，转了转，然后，忽然停了，不动了。莉迪亚叹着气。
　　“我想，这就好了，”她说，“谢谢你们来，我希望你们会找到适合的工作。”
　　“救世军在尽可能帮忙我们，我期望会有转机。”
　　查理从口袋搜出钱袋。
　　“我想你们经济也不怎么充裕。我给你们一些钱帮忙你们，直到你们找到工作为止。”
　　“这很有用，”那人高兴地笑着，“救世军除了供给我们吃住外，没有帮我们什么大忙。”
　　查理给了他们五百法郎。
　　“给那小孩保管，他有农夫们储钱的性癖，他要花钱时都要忍受极度的紧张，他能把五法郎变得比世界任何女人所能变的还要多。”
　　他们四个人走出咖啡馆，互相握手。在一起谈话的一小时中，这两个人已不再感到羞怯，但在他们走进街上时，羞怯又袭向他们了。他们退缩着，尽可能不惹人注目，鬼鬼祟祟地左顾右盼，好像怕有人会跃向他们的身体。他们并肩走着，低着头，向后又很快瞥了一眼后，就溜到最近的角落去了。
　　“我想那只是我的偏见，”查理说，“但是我不得不说，我在那种人陪伴下感到不自在。”
　　莉迪亚没有回答。他们沿着林荫道默默走着；然后默默的吃着中饭。莉迪亚深陷于思绪之中，她的思绪他是可以猜得到的，而他也感到，要跟她小谈的企图不会受到欢迎。除外，也有思想占据着他的心田。他们跟那两个犯人的谈话，莉迪亚问的问题，引发了查理在心中所播种的怀疑，虽然他曾试着把这种怀疑遣开；但自从那时起，它就潜伏在他的意识里了，就像一个没有窗子的屋子里长期关着霉臭味。这使他感到烦忧，并不是因为他被愚弄而介意，而是因为，他不愿去想莉迪亚是一个撒谎者和伪君子。
　　“我要去看西蒙，”他吃完午餐时说，“我来巴黎大半是为了来看他，我几乎没看过他一眼。我至少应该去说声再见。”
　　“是的，我想你应该去。”
　　他也要把剪报以及他借他的文章还给西蒙。他把这些东西放在口袋里。
　　“假如你下午要跟你的苏俄朋友一起消磨时间的话，我先用车子送你到那儿，怎么样？”
　　“不，我要回旅馆。”
　　“我不会太晚回去，你知道西蒙谈起话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不会感到烦倦吧？”
　　“我不习惯这么多思虑，”她笑，“不会的，我不会烦倦。我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机会很少。自己一个人坐在一个房间里，知道没有人会进来——嘿，我再想象不到比这个更奢侈的享受了。”
　　他们分手后，查理走到西蒙的家。他知道那时间他可能在家。西蒙听到查理的按铃声，打开了门。他穿着睡衣睡裤。
　　“唷，我想你能闯进来。我今天早晨没出去，所以我没穿好衣服！”
　　他没有刮胡子，看起来好像没有洗脸。长而直的头发乱乱的，在从穿过北面窗子而来的荒凉灯光照射之下，他那不安定、愤怒的眼睛在苍白而瘦削的脸上看来像煤炭那么黑，眼睛下面有黑色的阴影。
　　“坐下，”他继续说，“我今天生的火不错，工作室很温暖。”
　　里面是很暖，但是却像以前那样，一片被遗弃及无生气的景象，也未经过打扫。
　　“恋爱还在继续进展中吗？”
　　“我刚刚离开莉迪亚。”
　　“你明天要回伦敦，是吗？不要使她太驱使你。你没有理由帮她的臭丈夫出狱。”
　　查理从口袋里拿出剪报。
　　“从你的文章里，我判断你对他倒有些同情。”
　　“同情，不。我发觉他有趣，就因为他是这样一个十足的冷血、无耻的下流痞子。我羡慕他的神经力量。如果换一个环境，他可能是一个有用的人，在革命时期里，像那样一个人，什么也不顾虑，有勇气，不迟疑，可能很有价值。”
　　“我想不会是个很可靠的人。”
　　“丹东不是说过吗？他说在革命之中，提升到表面上的，是在社会的人渣、恶徒和犯人。在某种工作上人家需要他们，等到他们被用来达到目的后，就被杀掉了。”
　　“你的意见似乎斩钉截铁，无法改变。”
　　西蒙不耐烦地耸耸他多骨的肩膀。
　　“我学习过法国的革命和革命自治政府。俄国人也学习过，他们从里面学了不少东西，但既然我们可以从随后的情事里，所得的教训中受益不少，我们就已经得着了利益。匈牙利乱搞一阵，但苏俄却搞得不错，意大利和德国也做得不坏，假如我们有理性的话，应该能够尽力赶上，甚至超过他们的成功，而避免他们所犯的错误。比拉肯的革命失败了，因为人民饥饿。普罗阶级的兴起，使革命一事变得比较简单了，但是普罗阶级必须吃得饱。要使运输方法充分，食物供给丰裕，必须要有组织。附带一提，这也就使普罗阶级想要藉革命捉住权力，却老是捉不住而落到知识领导分子的小，手里。人民无法统治自己。普罗阶级是奴隶，奴隶需要主人。”
　　“你几乎不能再把自己描写成一个良好的民主政体论者了，我敢这样说。”查理说着蓝眼睛里闪动了一下。
　　西蒙不耐烦地驳斥了这句讽刺话。
　　“民主是空想，是一种不可实现的理想，宣传家把民主悬挂在群众面前晃来晃去，就像你把一个红萝卜拿在一只驴子面前晃来晃去一样。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完全是耍噱头。自由？群众不需要自由，一旦他们得到自由，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服务即他们的责任和快乐；这样他们就得到了所需的安全感。很久以前人家就判决说，唯一有价值的自由是，去做得对的自由，而“对”是靠力量决定的。“对”是一个引发自公众意见，由法律所规定的观念，但公众的意见是，那些有力量坚持他们观点的人所创造的，而法律的许准，唯靠其后之力量。博爱？你说博爱是什么意思？”
　　查理对这个问题考虑了一会儿。
　　“哦，我不知道。我想那是一种感觉，觉得我们是一个大家庭里的一分子，而我们在地球上生存的时间很短，最好能大家互相帮忙。”
　　“还有呢？”
　　“嗯，生活是困难的事，假如我们以仁慈高尚的态度互相对待，那么每个人的生活就会过得容易一点。人有许多错谬但也有许多优点。你越懂得人民，就越会发现他们的美好。那就是暗示说，假如你给他们一个机会的话，他们会在半路上迎接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