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有一个‘第三区’手套部的女人出来说，她记得在谋杀案那天卖给一个年蛵人一双灰色的皮手套。她大约四十岁，她愿意看看他。他那时很焦急，不知道手套是否会配合他的灰色衣服，他希望手套足够大，能使他很容易地伸进去。贝格跟十几个其他年轻人一起并列出来，她马上就指认出来，但，就如同他的律师指出的，指认出来很容易，因为她刚刚看了他报纸上的照片。然后他们抓到了贝格的一个不务正业的朋友，他说他在谋杀那晚碰到他，并不是走向林荫道，而是向着柔丹的公寓方向走。他跟他握手，注意到他戴着手套。但是这个特殊的证人却是一个彻底的恶棍。他有丑恶的纪录，贝格的辩护人在审判时猛烈的攻击他。贝格否认那晚看过他，而他的辩护人想要劝服法官说，那个人为了讨好警方捏造了一个虚假的故事。该死的是裤子的事。关于贝格漂亮的衣服，服饰讲究的歹徒以及这类的报导报纸上已经很多了。如果你读了报纸，你会认为他的衣服是在沙味街买的，服饰是在虾味商店买的。检察官急于要证明他非常需要钱，就到供应他用品及家庭用品的商店去问，有没有强迫赊账的情形。但，似乎他家所买的东西，都是立即付钱的，而且没有欠债。情形是这样：就衣服来讲，贝格自从失业之后，除了买一件灰色衣服外，没买别的。私家侦探跟裁缝匠谈话时，问他那套衣服什么时候付钱的。他是一个广告裁缝，生意做得很大，他做衣服以价格低廉来与人竞争。贝格订做了另外一条配合上衣的裤子是这时候才晓得的。警方列有一张他所有物的窗体，而这条裤子并不在里头。他们马上看出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决心不要把这事公开，一直留待到审判时为止。
　　“相信我说的，起诉时，这件裤子被拿出来的时刻真是惊心动魄。贝格有两条裤子来配他的上衣，而其中有一条不见了，这个事实是无可置疑的。他被问及这件事时，甚至不想说明。他似乎并没有狼狈失措的样子。他说，他不知道裤子丢了。他又说，因为在狱中等待审判，所以好几个月没机会检视他的东西。当问及他对于裤子丢失的可能说明时，他轻率地回答说，可能在搜查他的屋子时，有一个警官需要一条新裤子，所以就偷走了。但是贝格夫人却有另一套流利的说明，而我不得不说，这个说明很有技巧。她说，莉迪亚像往常一样，罗勃穿过的衣服，她就拿去熨，那一次熨斗太热了，所以把裤子烧掉了。他对他的衣服爱小题大作，并且找钱买一件，需要花一番苦心。她们知道他会发妻子的脾气，而贝格夫人希望免除他对她的责备，并且看出她很害怕的样子，就建议不要告诉他；她把那件裤子扔掉，罗勃可能不会注意到裤子不见了。再问她怎么处置裤子时，她说一个乞丐来门口要钱，她就把那条裤子给了他。问及烧的面积多大时，她说大得使裤子不能穿，而当检察官指出不见痕迹的修补可以弥补损害时，她回答说，那要花比裤子本身还大的价钱。然后他说，以他们穷困的境遇来讲，贝格大可以在家里穿用，冒着使他不高兴的险总比把一件可能仍然有用的衣服扔掉还好。贝格夫人说没有想到这一点，她一时高兴把裤子给了乞丐，是为了把它扔掉。检察官指出说，因为裤子上面有血迹，所以她必须把它扔掉，而且她并未把它送给一个那样容易就出现的乞丐，而是她自己把它弄毁了。她激烈地否认这一点。那么乞丐在哪儿，他会在报纸上看到这件事，知道一个人的生命正在紧要关头，他会挺身而出的。她转身向着新闻界人士，张开她的手，做了一个戏剧性的手势。
　　“‘让所有在此的先生们，’她叫着，‘把消息传布得更广更远。让他们恳求他出来，救我儿子的生命。’
　　“她在证人席表现得顶刮刮。检察官无情地审问她；她像一个泼妇似地应战。他列述她年轻儿子的生活，她承认他所有的不轨行为，从打网球到他判刑后，对还因仁慈而给他另一个机会的经纪人之偷窃行为，她都承认。她把一切罪过都归在自己身上。在罪犯的审判里，法国证人比英国证人有更多的自由。她伤心地责备自己，忏悔地说，他儿子的错都是由于她教养他时太宽纵他了。他是她唯一的孩子，结果把他纵坏了。她的丈夫在战时治疗伤员时失去了一条腿，由于他的健康情形不好，所以她要不停地注意着他，以致影响到她做母亲的责任。他的过早逝世使她的孩子变坏而没人教导。她一直谈死亡夺去他们的小家庭之主，而困扰着他们母子的悲哀情形，企图感动法官。然后又说她的儿子一直是她唯一的安慰。她形容他精神旺盛，脾气倔强，容易受坏同伴的左右，但是却有很深的感情，不管他犯了其他什么罪，他不可能谋杀一个向来以仁慈待他的人。
　　“但是无论如何，他没有给人一个有利的印象。她以一种伤人感情的方式，坚持她自己无可指责的高尚品格。纵然她是在为她所宠爱的儿子辩护，她也不愿失掉机会，提醒法庭说，她是一个参谋官的女儿。她穿着很好看的黑色衣服，可能太好看了，所以给你一个印象，觉得她是一个想要生活在她的地位之上的女人；在她严厉、断然的面貌上有一种盘算着什么的表情；你不会相信，她会给一个乞丐一片面包，更不会相信会给他一件裤子，纵使是破的。”
　　“而莉迪亚呢？”
　　“莉迪亚有点令人同情。她有身孕很久了。她流着泪，流得浮肿起来，而她的声音比耳语还低，你几乎听不到她讲的话。没有人相信她自己弄破表玻璃的故事，但是检察官对表并不像对她的婆婆那么严酷；她很显然地是残忍命运的无辜牺牲者。贝格夫人和罗勃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对待她太残忍了。法庭认为，她尽所能去救她丈夫是非常自然的事。当她讲到，他一直对她如何仁慈如何好时，甚至有点令人感动。很显然的，她是发狂地爱着他。她来到证人席时，她投给他的眼光很令人动心。在那群证人、警察、侦探、狱卒、酒吧里的闲人、告发着、无赖、精神专家——他们叫了一些专家来为贝格做心理检查，并且为他的性格画了一张漂亮的画——在所有的那群人里，我说，她是唯一显得有人类感情的人。
　　“他们请到了马雷蒙内，法国律师界最有名的罪犯律师之一，来为贝格辩护；他是一个很高很瘦的人，长方形的脸，血色不好，眼睛极黑，头发又黑又厚。他有我曾看过的最富表情的手。他穿着黑袍，下巴围着律师的白带，看起来触目惊人。他的声音深沉有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使你想起一张龙希的图画中的神秘人物。他不但是个演员，也是一个演说家。只要一眼的工夫，他就可以表示他对一个人性格的意见，而由那人的一次停顿，他可以表示出那人所陈述的不可能性。我希望你看到他对待举证的证人所用的技术，他用以诱惑他们陷入自我矛盾的谦和，用以暴露他们卑低的嘲笑，以及用以对付他们虚假的揶揄。他可以胜利地说服你，也可以粗鲁地苛刻严厉。精神专家们供述说，在监狱里几次重复检查贝格后，他们的意见是：他爱慕虚荣、骄傲、虚伪、无情、缺乏道德感，麻木不仁，不知悔罪，他就跟他们论究起来，好像他是受过训练的心理学家一样。注意看他灵巧的头脑在进行活动是件乐事。他以一种安乐、会话似的语调温和地说着，又装饰以他可爱的声音和选字的优美；你感觉到他所说的每件事都会不加改变的直接印到一本书上；但是当他讲到最后，而随意处置他的资源时，结果却是惊人的。他坚持证据的脆弱，他对声名狼藉的见证人的可靠性大加轻蔑；他提出无关的事情来分散对题目的注意力；他争论说，起诉并未证明出一个可能判罪的案情。那时他唠叨不停，对着法官讲话，好像对普通人讲话似的，然后他又奔放为热烈的辩论，他的声音音量变得越来越大，直到雷响似地震动法庭而过。然后戏剧性地停顿了一下，使你的皮肤起了自然的鸡皮疙瘩。他的结尾华丽堂皇。他告诉法官，他们应该尽自己的责任，要以他们的良心下判断，但是他请求他们把因那年轻人承认错误所造成的偏见置之心外，他的声音因带着感情而变得低沉、抖颤——上帝呀！效果奇佳——他提醒他们说，检察官要他们判死刑的人是一个寡妇的儿子，她本人是一个有功于国家的军人之女，他是一个为保卫国家而牺牲生命的军官之子；他提醒他们说，他刚结婚，并且是为爱情而结婚，他年轻的太太现在在她的子宫里孕有他们的结晶。他们能让这个无辜的孩子出生时就带有他父亲是谋杀罪犯的污名吗？招摇的诡计？当然是。但是假如你在那儿听到那些动人、严肃的语调的话，你不会这么想的。天呀！人们都哭了。我自己也几乎哭了，我看到眼泪淌下贝格的双颊，他用手帕擦着眼睛，我觉得似乎很滑稽，所以我的头一动也不动。但是，这次成绩真优美，而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监门官，都能阻止他坐下时所爆发出来的掌声的。
　　“起诉代理人是一个强壮而红光满面的中年人，约三十五岁，我应该说四十岁。他看起来像一个北国农夫，一脸自我满足的神色。你会感觉到，这个案件是使他受人注意而致推展事业的大好机会。他多话，令人迷乱，所以，假如主审法官没有时间而帮忙他的话，陪审团便几乎不知道他在谈什么。他具有廉价的闹剧性味道。有一回，贝格和一个跟他坐在被告席的守卫耳语时，他就转向他说：
　　“‘你现在可以笑，但是当你的手臂被绑在背后，走在黎明灰冷的光线中，看到绞刑架在你眼前可怕地耸立着时，你就不会笑了。微笑不会裂开你的唇，只是你的肢体会因恐惧而摇动着，而你对可恶的罪过的忏悔，会扭绞着你的心脏。’
　　“贝格投给那守卫好笑的一眼，但对检察官所说的却非常轻蔑，假如他不是被虚荣心所蚀的话，他一定会窘迫的。看到雷蒙内对付他的方式令人叫绝。他先夸张地赞美他一番，但在赞美之中却含有腐蚀性的讽刺，使那检察官纵然自负自满，也禁不住觉察出他被愚弄了。雷蒙内很阴险，但是礼节很周到，并且谦恭下怀，你可以看到主审法官眼中闪过一抹激赏之光。我很怀疑那个起诉代理人能否借着审理这个案子推展他的事业。
　　“三个法官坐在长椅子成一排。他们穿着红袍，戴着黑色方帽，使人印象深刻。其中两个是中年人，从不开口说话。主审法官是一个短小的老人，脸上布着如猴子似的皱纹，声音无力而平淡，但却很留神，注意地倾听着，他讲话时并不严厉，只是带着一种有一点吓人的无情冷静。他富有奇异的理性，这样的人对人性没有谬想，只是因为长久了解到人类可能做出任何的坏事，所以，他就像他认为自己有两条臂两只腿那样地，把那事实认为当然而接受了。在陪审团出去考虑他们的判决时，我们新闻记者就分散来谈天、喝酒或者喝咖啡。我们希望他们考虑的时间不要太长，因为时间已经很晚了，而我们必须登上我们的消息。无疑的，我们是在想，他们认为贝格有罪。我参加这个谋杀案审判，注意到一件奇特的事，就是：你在法庭上对事物的印象跟你在报上所读而得的印象有很大的不同。你在报上读到证据的报导时，你会认为那微不足道，假如你是陪审团员的话，你会站在被告的立场发生怀疑。但是你忽略的是一般的气氛，你的感觉那使证据涂上一种完全不同的颜色。一小时后，我们接到通知说，陪审团已经决定好了，我们聚拢着走过去。贝格从地窖被带上来，我们看三个法官一个接一个地进来时，都站起来了。灯亮起来了，拥挤的法庭里有一种不祥的气氛。有一个使人害怕的抖颤笼罩着。你曾经到过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