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正在微笑，然后我听见她叫喊着：“十、十、十、十！”语气狂热且迫不及待，脸上布满了极其激动的笑容，一边还举起双手，高兴地跳跃着。我听见数以百万计的妇女的欢喜若狂的吼叫声，看见一个肥胖的女人在拥抱詹娜丽。这个女人穿一件厚厚的圆领衫，在两个巨乳的地方印有“冠军”的字样。我哭了起来。
　　这时詹娜丽走到我的身边，拉我站起来，嘴里一面不停地说：“这是一场公平的战斗！我堂堂正正地打败了你！”我挥泪说：“不，你赢得不光彩！”
　　梦做到这里我就醒了，伸手去探她，才发觉她没有躺在我的身边。我赤身裸体地从床上爬起来，走到套间的厅里。在黑暗中我看见她那香烟的闪闪红光。她坐在一张椅子上，注视着多雾的黎明的到来。
　　我伏下身来，用手去抚摸她的脸，既没发现鲜血，也没发现她的身体有受伤的迹象。她伸出一只温暖的手来抓住我的手。
　　“我不在乎你说了些什么，不论出现什么情况，我都爱你。”我轻轻地对她说。
　　她默不作声。
　　几分钟后，她站起来，把我拖回到床上。造爱后，我们搂抱着睡着了。处于半睡眠状态的我喃喃地说：“天啊，你差点就把我杀了。”她听后笑了起来。
　　第四十四章
　　我在深沉的熟睡中被某种声音弄醒了，透过旅馆房间那百页窗的缝隙，我看见加利福尼亚黎明的曙光。这时电话铃响了，弄醒我的就是它。我躺在床上呆了几秒钟，看见躺在床的另一边的詹娜丽连金发都几乎缩进了被子里。电话铃继续响着，我的心一下子紧张起来——洛杉矶现在正值清晨，如此看来这个电话一定是从纽约打来的长途，也一定是我妻子打来的。除非出现紧急情况，否则维丽是不会打长途来的，会不会孩子出事了？在詹娜丽躺在我身边的时候接到这个电话，我不由得产生一种负罪感。我拿起听筒时，很希望电话的铃声没有吵醒她。
　　电话里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在问：“你是墨林吗？”
　　我马上就肯定她不是维丽，但也听不出是谁。
　　“是的，请问你是哪位？”
　　原来是阿迪的妻子潘。她声音颤抖地说：“阿迪今天早上心脏病发作了。”
　　听了她的这句话，我的不安情绪稍微减轻了些——不是孩子出了事。阿迪的心脏病以前也发作过，因此我觉得他的病情不会太严重。
　　我对潘说：“真糟糕，我马上就坐飞机赶回来。我今天就可以到家，他现在是不是在医院？”
　　电话里的声音稍停了一会儿，然后我听到她哭着说：“墨林，他这次没能挺过来……”
　　我一时不明白她这句话的意思，真的不明白，所以没有丝毫震惊的感觉，只是愣愣地问她：“你的意思是说他已经死了？”
　　她回答说：“是的。”
　　我尽量控制住自己的声音说：“早上九点钟有趟航班，我下午五点钟就可以赶回纽约，我到时直接去你家。你要我通知维丽吗？”
　　她回答道：“是的，请通知她。”
　　在电话里我并没有讲我非常难过之类的话，我什么安慰的话都没讲，只是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今晚就可以回来。要不要我打电话告诉你的父母？”
　　她回答我：“是的，请通知他们。”
　　我再问她：“你没什么吧？”
　　她说了一句“我没事，请马上回来。”之后就挂上了电话。
　　詹娜丽坐在床上，望着我。我什么都没说，拿起电话又给维丽打长途，告诉她已发生的事情，叫她到时去机场接我。她还想就这件事再多谈一会儿，但我对她说现在我没时间谈了，还得收拾行李去赶飞机，等见面时再详细讲吧。挂上她的电话后，我又和接线生联系上，打通了潘父母家的电话。幸好接电话的是潘的父亲，我对他说了发生的事情，他说他们夫妇将坐下一班飞机赶去纽约，还说他会打电话给阿迪的妻子。
　　我挂了电话后发现詹娜丽正在望着我，关切地研究着我的表情，她已经从我打电话时所说的内容得知发生的情况，但她什么也没说。我用拳头敲击着床，大叫：“不、不、不、不！”我既不知道自己在吼叫，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动作，接着我就失声痛哭，只觉得全身都有一种难以忍受的疼痛，而且似乎感到自己正在失去知觉，于是我从柜子里抓起一瓶威士忌喝起来。我记不清自己究竟喝了多少，恍恍惚惚中依稀知道詹娜丽给我穿好了衣服，陪我走出旅馆大厅，送我上了飞机。当时的我简直就像一具僵尸。这件事过了很久，我又回到洛杉矶时，詹娜丽才告诉我当时所发生的事：她不得不把我放进浴缸，以便我苏醒过来，然后给我穿好衣服，为我订好了机票，送我上了飞机，还把我托付给空姐和主要的机组人员，请他们照顾我。我一点也记不清这次的飞行情况，我只记得我突然就回到了纽约，维丽正在机场等我，一下子我的身体和理智全复原了。
　　我们开车到阿迪的家，我负责掌管一切和安排一切。阿迪生前就已和妻子商量好了，在他死后要按基督教的礼仪来安葬。好在我的身体还能挺得住，让我做足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我到当地的教堂安排好他的葬礼。我不愿意让他孤零零地躺在太平间，于是安排当晚即为他守灵。葬礼在第二天举行，葬礼之后便立刻把他埋葬。我在为葬礼奔忙之时，已经意识到今后一切都不可能保持不变，我的生活将会改变，我周围的世界将会改变，我将丧失我的魔法！
　　为什么我哥哥的死对我的影响如此之大？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朴实无华的普通人，又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我还真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在道德上能够和他相比的。
　　有时，他告诉我在工作中得和腐败以及行政压力做斗争，因为每当他在试验中发现了危险的添加剂，总有人利用权力压他，要他在报告中对此尽量轻描淡写。他从不向压力屈服，但他的工作也没有对那些自称清廉的贪官污吏构成任何威胁，因为他从不带感情色彩办事，而只是十分冷静地向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对富商们为了可观的利润而昧着良心坚持要毒害自己同胞的劣迹已不觉得吃惊，对自己能抵挡住腐败也不会欢欣鼓舞，他只是堂堂正正地以行动表明自己有义务为了正义而斗争。
　　他对自己的这种斗争到底会产生多大的作用从不抱任何幻想，他们可以攻击他。我记得他曾经告诉过我这样一件事：别的检验处正式化验的结果做出有利于厂家的报告，他的报告却从来没有做出这样的结论，到头来大行其道的仍是那些所谓正式的化验结果。他总是笑着向我讲述这些故事，他深深知道这个世界的腐败，也深深知道自己的道德改变不了这个现实，故此他对自己的美德从不感到自豪。
　　他只是绝不放弃正义而已，就像一个人不肯放弃自己的眼珠或大腿一样。他在处理任何事情时都是根据这条原则，如果他是亚当，他也一定会拒绝放弃一根肋骨的，至少在我看起来是这样。我知道他从未对妻子不忠，尽管他是一个英俊的男人。不过虽然他很少微笑，要是见到一个漂亮的少女时，也会流露出愉快的笑容。他喜欢一个人有才气，无论男女都一样，但他却从来不会像许多人那样被别人的才气所诱惑。他从不接受他人的金钱或好处，也从不要求别人对他的感情和命运给予宽容。他不轻易地评判任何人，至少不根据人的外表去评判他，他对生活的要求极其简朴。他说话不多，却喜欢倾听别人的谈话，静静地聆听是他的一个特殊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