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给世界部落传教团寄去一张5000美元的支票，用以购买小船、马达和医疗用品。只要她需要，再多的钱也没问题。他告诉她说，光是遗产的利息每天就是200万，用这笔钱可以做许多事情。
　　在解聘弗劳尔医生、扎代尔医生和泰森医生这件事上，哈克·格蒂斯以及他的同僚犯了大错。律师们的大肆指责冒犯了这几个专家，并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新的精神病医生事先有斯尼德编织的证词，他们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他们的观点的。而弗劳尔、扎代尔和泰森却不同。内特星期一向他们提取证诃时采取了相同的提问方式。他从扎代尔开始，先让他看了对费伦先生做鉴定的录像，然后问他是否想改变观点。扎代尔不出意料地说不。录像是在自杀前拍摄的。八页长的书面陈述是几小时后因哈克和其他律师的一再要求而起草的，内特要求扎代尔向法庭记录员宣读这份书面陈述。
　　“你有没有理由改变这份陈述中所阐明的观点？”内特问。
　　“没有，”扎代尔望着哈克说。
　　“今天是2月14日，距你对费伦先生做出鉴定已经有两个多月了。你今天是否仍然认为他有足够的精神行为能力去签署一份有效的遗嘱？”
　　“是的！”扎代尔回答说，并对哈克笑笑。弗劳尔和泰森也在笑，他们痛快地在向雇用他们然后又解雇他们的律师发难，内特给每个律师看了录像，向他们问了同样的问题，得到了相同的问答。每个人都宣读了那份书面陈述，并由法庭记录在案。他们的宣誓作证在下午4点就结束了。
　　星期二上午8点半，斯尼德被领进了房间，坐在了证人席上。
　　他穿一套黑色的西装，系着蝶形领结，多给人几分机智的感觉。这套服饰是由律师们精心挑选的。他们已经摆弄了他好几个星期了，可怜的斯尼德真不知道还能不能说出一句自然或诚实的话来。
　　每句话都不能出错。他必须表现出自信，但又不能流露出半点高傲，真实的标准是由他定的，重要的是要让故事可信。
　　乔希认识斯尼德已经有好多年了。费伦先生一直说要让这个仆人滚蛋；在乔希为特罗伊·费伦起草的11份遗嘱中，只有一份提到过马尔科姆·斯尼德的名字。遗赠给他的是100万美元。但几个月后，这份遗赠就在另一份遗嘱中被取消了。费伦先生之所以划掉斯尼德的名字是因为他在打听自己能得到多少遗产。
　　斯尼德一心想着钱而忽略了对主人的尽职。他的名字上了证人名单，其原因也只有一个——金钱。他被收买作伪证，乔希知道这事。两个星期的调查已经发现了一辆新的高级轿车、一套新租的起价为18000美元一个月的公寓套房和一张去罗马的特等舱机票。
　　斯尼德面对摄像机感觉良好。他似乎觉得那玩意儿已经看了有一年了。他在哈克的办公室里呆了整整一个星期六和半个星期天，不停地接受律师们的盘问。自己的录像他也反反复复看了几个小时。他写了几十页有关特罗伊·费伦最后一段日子的故事。
　　他还和那个荡妇尼古莱特一起进行了排练。
　　斯尼德做好了准备。如果问及是否有人付钱给他让他作证，他就得撒谎。事情就这么简单，没有别的选择。斯尼德必须隐瞒已经到手的50万美元，必须隐瞒对方答应的另外的450万美元的赃款和其他的好处。他还必须隐瞒他和律师签定的那份合同。既然对费伦先生的事能胡编乱造，那么对这笔钱自然也可以谎话连篇。
　　内特作了自我介绍，然后大声问：“斯尼德先生，你为这件案子作证收了多少钱？”
　　斯尼德的律师本以为问题会是“你收了钱吗？”而不是“你收了多少？”斯尼德排练过的回答是个简单的“没有”。然而他对这一仍在房间里回荡的问题还是始料不及，因此无法迅速做出反应。犹豫使他丧失了自信。他几乎喘着粗气用惊骇的目光望着哈克；后者也觉得头皮发麻、眼睛发黑。
　　他们警告过斯尼德，说奥里列先生一直没闲着，似乎早已掌握了一些情况。在接下来极其漫长而又痛苦的几秒钟里，奥里列面带不悦地望着他，然后将头侧向一边，拿起了几页文件。
　　“行，斯尼德先生，我知道你收了钱。多少？”
　　斯尼德使劲地捏着指关节，额头上沁出了一粒粒汗珠：“哦，我，呢，没有——”
　　“我说斯尼德先生，你上个月有没有买过一辆兰骑罗弗牌汽车？”
　　“嗯，是的，事实上——”
　　“你还在棕榈大街租了一套公寓房？”
　　“是的。”
　　“你刚刚从罗马度假回来，是吗？”
　　“是的。”
　　他什么都知道。费伦家属的律师在椅子上如坐针毡，巴不得有个地洞能钻下去，好避开飞来的子弹。
　　“那么你收了多少钱？”内特恼怒地问，“别忘了你宣过誓。”
　　“50万。”斯尼德脱口而出。内特不敢相信地看了看他，嘴巴不知不觉地咧开了。就连法庭记录员也一时呆住了。
　　有几个费伦家属的律师轻轻地吐了口气。虽然局面很惨，但毕竟还没到血淋淋的地步。要是受了惊吓的斯尼德把500万全都供认出来，那事情就不可收拾了。
　　但这种宽慰十分有限。眼下，付给证人50万美元的事实对他们已经是致命的打击了。
　　内特翻着卷宗，似乎在寻找某份文件。斯尼德的话还在每个人的耳朵里回响着。
　　“我的理解是你已经拿到了这笔钱，对吗？”内特问。
　　不知道该撒谎呢还是照实说，斯尼德光说了个：“是”。
　　内特凭直觉问道：“现在是50万，以后还有多少？”
　　急于撒谎的斯尼德回答说：“没有了。”这是个很随意的否认，倒显得比较可信。另外几个律师终于喘出了粗气。
　　“你肯定吗？”内特问。他在试探。只要他愿意，他还可以问斯尼德是否犯有盗墓罪。
　　这次斯尼德没有松口：“我当然能肯定。”他做出忿忿然的样了，使回答貌似可信。
　　“谁付你这笔钱？”
　　“费伦家属继承人的律师。”
　　“谁签的支票？”
　　“是一家银行寄来的，有保付的签名。”
　　“是不是你坚持他们付给你钱？”
　　“我想你可以这么说。”
　　“是你去找他们的，还是他们来找你的？”
　　“我去找他们的。”
　　“你为什么要去找他们？”
　　看来他们的对话又进入了正常的轨道。桌子那头的律师们都松了口气。他们开始作笔记。
　　斯尼德跷起腿，皱眉颦额地对着摄像机镜头：“因为费伦先生临死前是和我在一起的。我知道他神志不正常。”
　　“有多久？”
　　“整天都这样。”
　　“他一醒来就不正常了？”
　　“我喂他早饭时他甚至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叫你什么？”
　　“他只对我哼哼。”
　　内特用手撑着脑袋，不再理会手边的那些文件。这是一场格斗式的较量，他很乐于奉陪。他清楚自己的意图，但可怜的斯尼德却不知道。
　　“你看见他跳楼的？”
　　“是的。”
　　“从空中往下掉？”
　　“是的。”
　　“摔在地上？”
　　“是的。”
　　“当三个精神病医生对他做精神鉴定时，你在他身边吗？”
　　“在。”
　　“是下午的两点半，对吗？”
　　“对！”
　　“但他整天都神志不正常，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