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看到，婚姻与娼妓制度有着直接的联系；有人曾说过，娼妓制度犹如笼罩家庭的阴影，从古到今伴随着人类。男人出于谨慎，让他的妻子信誓旦旦操守贞节，但是他本人并不以强加于她的这种制度为满足。蒙田以赞同的口吻告诉我们说：
　　波斯王们经常邀请他们的妻子一起参加盛宴；
　　但是当他们的酒兴大发，因而情不自禁地想放纵一下肉欲的时候，他们便会让她们回到自己的私寓——因为他们不可能和她们一起共享淫逸之乐——
　　并让别的女人来代替她们，对于这些女人，他们觉得没有尊重的义务。
　　基督教的神父们认为，阴沟对于保证宫邸卫生是必要的。而且人们还往往认为，为了挽救其他人并预防发生更大的麻烦，有必要牺牲掉一部分女性。美国奴隶制的拥护者们，在支持这一制度时提出的论点之一是，南方的白人若是全都摆脱了对奴隶的义务，便能在他们中间维持一种最民主、最完美的关系；同样道理，“无耻女人”这一等级，使“正派女人”有可能受到骑士般的极大尊重。妓女是替罪羔羊；男人用她来发泄自己的卑鄙欲望，然后将她唾弃。
　　她无论合法受到警察监督，还是非法秘密行娼，都被当做贱民对待。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妓女的地位和已婚女人的地位是一样的。马罗在《成年人》中说：
　　“靠卖淫出卖自己的女人和靠婚姻出卖自己的女人，她们之间的唯一差别，是价格的不同和履行契约时间长短的不同。”两种性行为都是服务，后者是终身租给一个男人，前者则有按次数付酬的顾客。 后者受一个男性的保护，不许其他男人侵犯；前者则受所有男人的保护，不许任何一个男人进行排他性的专制。在任何情况下，她们用献出身体换来的利益都要受到现存竞争的限制；丈夫知道他可以搞到另一个妻子；履行“婚姻义务”并不是出于个人的偏爱，而是出于要履行的契约。在嫖娼时，男性的欲望不论在什么样的身体上都可以得到满足，这种欲望是特定的，但就客体而言又不是个体化的。无论妻子还是高级妓女都不能成功地利用男人，除非她对他有个人优势。她们之间的重大差别在于，合法妻子作为已婚女人是受压迫的，作为一个人却是受尊重的；这种尊重正在开始明显地牵制着压迫。而只要不给予妓女以个人权利，在她身上就会立刻集中表现出女性奴隶地位的所有形式。
　　对驱使女人行娼的动机感到迷惑不解是幼稚的；今天我们不再接受龙蒲梭（Lombroso）
　　的理论，即不再把妓女与罪犯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是退化的人；或许如统计数字所表明的，妓女的智力水平稍低于一般人，有些人确实属于弱智，因为智力迟钝的女人很可能选择不需要专门训练的职业；但是她们当中多数人是正常的，有些人还十分聪明。没有任何命中注定的遗传因素和任何心理缺陷，使她们深感痛苦。实际上，在一个不幸和失业普遍存在的世界上，人们将会从事任何开放的职业。只要有警察力量和娼妓制度，就会有警察和妓女，尤其是在这些职业比其他许多职业有更高报酬的情况下。是男性的需要刺激了妓女这种供应，对此感到惊讶是十足的虚伪，因为它只不过是一种基本的、普遍的经济过程的活动。帕朗．杜夏特赖在他的1857年的报告中写道：“在各种卖淫的原因中，最重要的就是失业和低收入所引起的贫困。”
　　有正义感的道德学家冷笑地回答说，妓女的悲惨故事，只是为了迎合头脑简单的嫖客才被描写得如此浪漫。实际上，妓女往往可以以其他方式谋生。但如果她选择的方式在她看来并非最糟糕，那便不能证明她天生就是堕落的；该谴责的毋宁说是社会，因为在社会上这种职业仍然是那些似乎最不令女人反感的职业之一。人们经常会问：“她为什么会选择这门职业？”其实倒是应该这样问：她为什么不会选择这门职业？
　　首先应当注意的是，大部分妓女以前当过家庭佣人。只要稍留意一下女仆的地位，便可以解释这一事实。由于受到盘剥和奴役，被当做物而不是被当做人对待，打杂女仆、室内女仆不能指望她的命运会有任何改善；有时她不得不接受家长所献的殷勤。她从家庭奴隶地位和性的屈从，滑入了一种也许稍好一点的、她梦想会幸福一些的奴隶地位。而且，佣人们很可能离家很远；据估计，巴黎的妓女有80％来自外省他乡。一个女人若是离家很近，因而不得不注意自己的名誉，便不会从事一般来说声名狼藉的职业；但如果她沦落于大城市并不再和社会结为一体，“道德”这一抽象观念便根本不会构成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