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人们用强有力的禁忌把性行为（特别是把处女贞操）罩上多久，这些禁忌在许多农民和工人阶级的环境中就会受到漠视多久。大量调查认为，许多少女在被第一个人夺走处女贞操后，发觉委身于任何人都是十分自然的。比扎德博士调查了100名妓女并得到这样的数据：l人在11岁时失去处女贞操，2人在12岁时，2人在13岁时，6人在14岁时，7人在15岁时，对人在16岁时，19人在17岁时，17人在18岁时，6人在19岁时；其余人在20岁以后。因而有5％的人青春期以前就被蹂躏。半数以上的人说她们为爱情而委身，因为她们需要这么做；其他人委身则出于无知。第一个诱惑者往往是一个年轻人。
　　通常是商店或办公室里的同事，或者是童年的伙伴；紧接着时常是士兵。工头、男仆和大学生；比扎德的名单里还包括两名律师、一名建筑师、一名医生和一名药剂师。雇主本人很少如盛传的那样扮演这种角色；但他的儿子或晚辈亲戚或他的朋友却往往在干这种事。科芒涅在另一份调查中也提到45个年龄在12岁到17岁之间的少女，她们的处女贞操是被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的陌生人给夺走的；她们委身时态度冷漠，没有快感。这些报告提供的个体实例的细节表明，由于对可能产生的后果的明显无知或满不在乎，女孩子和年轻女人是多么频繁地、情况多么不同地委身于偶然碰到的陌生人、新相识和年长的亲属。
　　我们可以肯定，这些被动委身的女孩子会一直受被夺走处女贞操的创伤的折磨；人们很想知道，这种野蛮的经历对她们的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心理影响；但通常人们不为妓女做精神分析，而且她们不善于自我表述，往往用陈词滥调支吾搪塞。在某些情况下，随时准备委身于第一来到的人，可以用我提到过的卖淫幻想来解释，因为有许多很年轻的女孩子，由于怨恨她们的家庭，由于对她们所萌发的性征感到恐怖，或者由于渴望像成年人那样行动，而模仿妓女。她们浓妆艳抹，和男孩子结交，举止轻浮且富有挑逗性。那些仍像个孩子、没有性感、冷漠的女孩子，则认为她们玩火不会烧身；总有一天某个男人会相信她们的话，于是她们从梦想滑到行动。
　　马罗所援引的一个14岁的年轻妓女说：“门一旦撞开，就很难关上。”然而，少女在处女贞操被夺去以后，很少会立即决定去过娼妓生活。有时她仍然依恋第一个情人，和他一起生活；她有“正式”工作；当情人抛弃她时，她再找个情人来聊以自慰。她既然不再属于一个男人，便觉得她可以委身于所有的男人；有时是她的情人——第一个或第二个，建议她用这个行当来赚钱。也有许多的女孩子是父母让她们做妓女的；有些家庭，如有名的美国朱克人家庭，几乎所有女人都注定要从事这门行业。女流浪者当中有许多被亲属遗弃的小女孩；她们先是乞讨为生，后来落入娼门。在前面所提到的调查中，帕朗-杜夏特赖发现，在5000名妓女当中，有1141人是因受贫困的影响，1425人是因诱奸后被抛弃，1225人是因被父母遗弃后无谋生手段。这是1857年的情况，但当代的调查使人联想到同样的结论。疾病往往驱使无法做真正工作或失去工作的女人去卖淫；它打乱了收支平衡，迫使女人尽快发现新的财源。
　　件上私生子也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在圣拉扎尔监狱，半数以上的女人至少有一个孩子。许多人抚养3至6个孩子，有的人则更多。极少有人把她们的孩子遗弃；的确，有些未婚母亲卖淫是为了赡养她们的孩子。大家都知道，在战时和战后的社会混乱期间，娼妓的人数在增加。
　　有一个妓女用玛丽-泰丽莎这个笔名，在《现代》杂志上这样叙述她的身世：
　　我16岁时和一个比我大13岁的男人结了婚。我这样做是为了离开家。我的丈夫只想让我怀孕，他说，“这样我就会呆在家里。”他反对我化妆和看电影，我婆婆也总是在旁边对我说，他是对的。我两年有了两个孩子……我无聊得很，便去上护理课，这是我喜欢的……医院里有个厚脸皮的护士，她对我说了一些我没有听说过的事，但6个月来我未和男人干过任何事。有一天，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很粗鲁也很英俊，走进我的房间，劝我改变生活，和他一起到巴黎去，不要再工作了……一个月来，我和他在一起确实是幸福的。有一天他带来一个打扮得很时髦的女人，他说她能很好地照料自己。起初我没有走下去。
　　我甚至在当地诊所有了工作，让他知道我不愿意到街上去。但我没有坚持多久。他说我不爱他，否则我会为他工作。我哭了，在诊所里一直很伤心。我终于让他带我去一家美容院……我开始做“短工”。朱劳特一直跟在我后面，看我能否当心自己，在警察来到时给我报警。
　　这个故事和被老鸨置于街头的女孩子的传统故事有点相像。有时是丈夫在充当这一角色，有时则是一个女人。在一份对510名妓女进行的调查中，发现有284人过着单身生活，132人和男朋友住在一起，另有94人和女人住在一起，她们和她通常有着同性恋关系。这些女孩子当中有些人说，她们是被其他女人带坏的，还有一些人对女性卖淫。
　　一个女人可能把卖淫仅仅当做增加收人的权宜之计，但人们常听说她后来不能自拔了。
　　如果说“胁迫行娼”——即用暴力、假话言、假装给她找工作以及诸如此类的手段让她掉进陷阱——的情况比较少见，那么让她违心从事这门行当倒是司空见惯的。老鸨或拉皮条者提供开业所需要的费用，她对他们负有义务，赚的钱绝大部分被他们拿走，她根本不可能摆脱他们的控制。玛丽-泰丽莎在成功地逃走以前，其实斗争了好几年：
　　我终于认识到事实真相，原来朱劳特只想要我的钱，我想要是我能在我们之间保持一点距离，也许我会攒下一点钱……最初我胆很小，一个认识朱劳特的女人在监视我，她甚至数我“接客”的次数。朱劳特给我写信，让我和那位女士一起把我的钱存起来，“以防被抢走”……我想买件衣服，她说朱劳特对她讲不许给我一分钱。我决心尽快逃出这所妓院。但我上了当，被送到了慈善收养院。我只好拐回那所妓院，去赚我的旅费……可我只来了一个月……我在另一个地方工作，但我太恨朱劳特了，不能呆在巴黎：
　　他虐待我，有一次几乎把我扔到窗户外面……我和一个代理人商定离开这个城市，但我听说朱劳特认识他，就没有到约定的地方去……我逃走了，但六个星期后我就回到那所妓院讨饭吃……朱劳特在路上碰到我，把我给揍了一顿。对朱劳特我实在是够腻味的了，终于同意回到德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