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生活在不同情况下有着不同的形式。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女人来说，日子是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度过的。早上丈夫离开家，妻子高兴地听到他关门的声音。她自由了；孩子们上学去了；她独自一人；她要料理数不尽的琐事；她的手忙个不停，但思想却空空如也；她的各种打算都是为了全家人；她仅仅为他们活着；他们回到家时，她的无聊感才被消除。她的丈夫常给她带来些鲜花和小礼物，可是这在当时显得多么可笑！他并不急于回家，因为他害怕那三天两头的吵吵闹闹，而她则想用为她的无聊进行如此的小小报复，来表达她用不屑表情显露出来的、人们可以料到的失望。丈夫也很失望，即使她因自己的过失而沉默。他由于工作而疲劳不堪，于是有一种既想休息又想寻求刺激的矛盾欲望，然而她却不能给以满足。傍晚是单调乏味的：读书，听收音机，漫无目的地瞎聊；在这种亲密的伪装下，每一方都依旧是孤独的。妻子怀着希望和忧虑，想知道今晚是否终于“会发生什么事”。她上床睡觉时是失望的、恼火的，还是感到慰藉的，这要依具体情况而定。她第二天早上听到他关门声音时又会感到很高兴。贫困和劳苦的女人的命运是不堪忍受的；处在闲暇和消遣中的女人则要轻松些；但在无数情况下却重复这样一种生活样式——无聊、等待和失望。
　　女人面前也有一些逃避的途径，但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找到的。尤其是在农村，婚姻枷锁甚为沉重，妻子只能以某种方式适应她无法逃避的处境。有些人（非常值得注意）变成了刁蛮的主妇；有些人则百依百顺，变成了被虐的受害者和她们家庭的奴隶。也有一些人继续保持着我们在少女身上看到的自恋行为，她们实际上仍旧是一无所为、一无所是，她们在忧郁地进行自我崇拜的同时，又感到自己“被误解”，托庇于浪漫幻想、矫揉造作。久病不愈、大发脾气，托庇于虚构戏剧性的故事、鲜花服饰。女人用以逃避的这种象征性行为，可能引起精神衰退、强迫症乃至犯罪。作为摆脱不堪忍受的处境的唯一方式，她们也可能把可惜的丈夫给杀掉。
　　一个不顾自身处境、决心以豁达与真诚的方式去生活的女人，可能除了求助于苦行僧式的自尊别无其他方法。她在物质的一切方面都是依附的，所以只可能知道内在的抽象自由；
　　她拒绝接受现成的原则与价值，她运用自己的判断，她提出问题，并以此来逃避婚姻的奴役；
　　但她的这种超然态度，她对“忍耐与节制”法则的忠诚，只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她缺乏行动，自暴自弃，愤世嫉俗，没有积极利用自己的力量；她帮助别人，安慰别人，保护别人，给予别人，做这做那；但她由于没有发现真正高要求的任务、真正的目标而感到痛苦。她为孤独和贫乏所消磨，所以也许会否定和毁掉自己。
　　笔名为“泽里德”的夏里埃夫人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命运的典型例子；她是18世纪的一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她的理性之爱，洞察一切的智慧，以及为他人着想的“生命之火”，未能把她从单调乏味的婚姻所带来的慢性自杀当中给解救出来。她没能嫁给少女时真正感兴趣的一位男子，而是在30岁与德·夏里埃先生——一位可敬、博学、感情淡漠而又正派的数学家给了婚。她热情洋溢，充满善意，而他却依然如故，带着她住在瑞士的小镇科隆比耶，过着阴郁的家庭生活。她用做家务来消磨时间，“把无聊当做缪斯”，写了四部描写附近内恰特尔的风情小说，从而引起了当地人的敌意。有一部小说描绘了一个活泼敏感的女人同一个人品端正却又清心寡欲、暮气沉沉的男人的漫长婚姻（很像是她自己的）：缺乏理解、充满失望和隐隐怨恨的婚姻生活。就在这时本杰明·贡斯当出现了，热情追求了她8年。后来他又拜倒在史达尔夫人的石榴裙下，她因此把自己关在家中达15年之久，“她就像承认阿尔卑斯山的存在那样，承认德·夏里埃先生在她身边的存在”，她给难民和当地农民以慈善帮助、忠告和引导。她写了一些作品和几本书，但大部分生命都耗费在极琐碎、极无聊的生活小事上了，以至于偶尔来拜访的人会觉得这种生活犹如活的坟墓。
　　也许有人会说，德·夏里埃先生的生活并不比妻子的更快活；但这至少是他自己的选择，而且似乎合乎他平庸的本性。假如一个男人具备泽里德那样的天赋，我们敢肯定他不会在科隆比耶那单调乏味的孤独中浪费掉自己的一生。他将会在这个由事业、斗争、行动和生活所构成的世界上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多少有才华的女人由于被婚姻吞没（用司汤达的话来说）
　　而“失去了人性”！有人说，婚姻使男人萎缩，这话一般是对的；但婚姻也几乎一直在毁掉女人。
　　在结婚的头几年，妻子常为假象所骗，真心实意地佩服丈夫，毫无保留地爱他，自以为她对丈夫和孩子是不可缺少的。后来她逐渐明白了，丈夫缺她也能过得很好，孩子总有一天会离开她，而且他们或多或少都是忘恩负义的。这个家不再能让她逃避空洞的自由；她发觉自己是个孤独而绝望的人，任何事情都与她本人无关。感情的深深依恋和所习惯的方式也许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帮助，但不是拯救。所有真诚的女作家都注意到“30岁女人”的心中忧郁；这也是曼斯菲尔德、多萝西·帕克、弗吉尼亚·沃尔芙笔下女主人公们的共同特点。她们在新婚伊始和刚做母亲时欢乐地歌唱，但后来便流露出了某种悲伤。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已婚女人是在30岁以前而不是在以后，自杀现象才不如未婚女人那么普遍。
　　婚姻的悲剧性并不在于它无法保障向女人许诺过的幸福（保障幸福这种事本来就不存在），而在于它摧残了她；它使她注定要过着周而复始的千篇一律的生活。如我们所见，女人头20年的生活是极其丰富的；她发现了世界，发现了自己的命运。她在20岁左右成为家庭主妇，此后便久久地受着丈夫和怀里孩子的束缚，她的生活实际上已经永远结束。真正的活动，真正的工作都是她丈夫的特权：她只能做些令人厌倦而又永远不会完全令人满意的事情。
　　她的克己奉献虽然得到了赞扬，但她认为让自己忙于“照料两个人的生活”实在是徒劳无益的。一个人能做到忘我固然很好，但他也要知道这是为谁，为什么。最糟糕的是，她的奉献是令人恼火的，强求于人的；它对于丈夫变成了一种避之不及的专制；然而也正是他，把这种奉献当做她的最高信条和她生存的正当性的唯一证明强加给了妻子。他和妻子结婚时就强迫她把自己的一切完全奉献给他；但他没有承担相应的义务，即没有接受这一礼物及其种种后果。
　　正是丈夫的双重要求才注定了妻子的不幸，而他却抱怨说他自己才是不幸的受害者。正如他在床上要求她又冷又热，他也要求她完全属于他而又不成为负担；他希望她在世界上既能为他安一个固定的窝，又能给他以自由，既能承担周围的单调事务，又不会惹他心烦，既能永远地形影相吊，又不会令他讨厌；他希望自己既能完全占有她，又能不属于她；既能结伴生活又能独来独往。所以从他们结婚那一天起，她就被出卖了。她只有通过自己的全部经历才能够测出这种出卖的程度。
　　D·H·劳伦斯关于性爱的说法大体上是正确的：如果两个人的结合是试图相互求全（也许这种求全本身就是一种固有的缺陷），那它是注定要失败的；婚姻应当是两个独立而完整的生存的联合，不应当成为一种隐退、兼并、逃避和补偿。易卜生的娜拉就懂得这一点，所以她决心在成为妻子和母亲以前就一定要先做一个完整的人。不应当把夫妻看做一个单位、一个封闭的细胞；相反，应当把每一个人都最大限度地结合于社会，让每一个人（不论男女）在社会上都可以独立地发展壮大；在这之后才可能形成与同样适应群体的另一个人的依恋关系，这种依恋关系将建立在承认双方自由的基础之上。
　　这种平衡的结合并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这样的结合的确存在，有时甚至存在于婚姻的框架之内，但往往存在于这种框架之外。有些伴侣的结合是基于强烈的性爱，这种性爱使他们在友谊和工作中是自由的；也有些伴侣的结合是出于友谊，这种友谊并不妨碍性的自由；
　　那些既是情人又是朋友、但彼此都不把对方当做自己生活的唯一依靠的人则比较少见。在男女关系中可能有许多细微的差别：当志同道合、欢欢喜喜、彼此信任、情趣相投。互助合作、相亲相爱时，他们相互都可以成为快活、财富以及人们可以利用的力量的取之不尽的源泉。
　　人们不应当因婚姻失败而受到指责：正是婚姻制度本身（这和孔德、托尔斯泰之类的鼓吹者的主张相反），从一开始就使人步入歧途。认为并声称男女甚至不经过相互选择就有义务在各方面相互给以满足，这实在是荒谬绝伦，它必然引起虚伪、谎言、敌意和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