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的传统形式现在正在发生变化，但它仍带有压迫性，夫妻双方在各方面都感受到了这一点。只是在涉及到他们所拥有的理论上的抽象权利时，他们今天才是近乎平等的；他们比以前有更多的相互选择的自由，分手也要容易得多，特别是在美国，离婚是司空见惯的；
　　他们的年龄差别和文化差别，也不像从前那么明显；丈夫比较愿意承认妻子所要的独立性；
　　也许他们会平等地分担家务；他们共同消道：野营。骑自行车、游泳、开车，等等。妻子不必一天到晚等着丈夫归来，她可以去参加体育运动，加入俱乐部、联谊会、乐团之类的组织，在家的外面忙乎着，她甚至可以找个有点收入的职业。
　　许多年轻人的家庭，给人以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的印象。但是只要丈夫仍在保留着对家庭的经济责任，这种平等就只能是一种错觉。是他在根据自己的工作需要决定他们将住在哪里，她则夫唱妇随地从城市搬到农村，从农村搬到城市，或者到遥远的占领区，到异国他乡；他们的生活水准取决于他的收入，每天、每周、每年的生活节奏取决于他的忙闲，交往和友谊的范围也往往要依他的职业而定。他比妻子更主动地结合于社会，因而他在夫妻关系中，在知识、政治和道德方面处于指导地位。对于不能自谋生路的女人来说，离婚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如果说在美国赡养费是男人的沉重负担，那么在法国靠少得可怜的津贴度日的被弃妻子或母亲的命运，则会让人羞愧得无地自容。
　　但是，基本的不平等仍然在于这一事实：丈夫通过工作与行动获得了具体的自我实现，而自由对于妻子依旧只有消极的一面；年轻的美国女人的处境，还令人想起了衰落时期解放了的罗马文人的处境。如我们所见，罗马女人可以在两种行为类型之间进行选择：有些人坚持生活的模式并保持祖母的美德，其余的人则在淫荡中虚掷时光。同样，许多美国妻子也在保持着“家庭主体”，遵循着传统的模式；其他人则基本上只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在法国，即使丈夫那一方有天下最美好的愿望，年轻女人一旦成为母亲，家务重担也肯定会像往日一样把她给压垮。
　　人们常说，在现代家庭，尤其是在美国，女人把男人贬为奴隶。这种说法根本不新鲜。
　　男性从古希腊时代就一直在抱怨冉蒂皮式的凶悍。然而女人现在涉足从前被列为禁区的男性领域也是事实：例如我就知道有些大学生夫妇，妻子为了使丈夫成功而疯狂地进行斗争，她调节他的时间安排和他的饮食，并且经常监督他的工作；她剥夺了他所有的娱乐，几乎把他给监管起来。对这种专制，丈夫的确不如从前那么有防卫能力；他承认妻子拥有理论上的权利，并且知道她唯有通过他才能够具体实现这些权利；他必须付出代价去补偿判给女人的无能和贫乏。为了让他们的关系能够取得表面上的平等，给予最多的必须是他，因为他拥有的较多。但确切地说，如果说她在接受、她在要求，那是因为她比较贫乏。在这里主奴的辩证关系得到了最具体的应用：一个人在压迫的同时变成了被压迫者。男人由于他们的主权而受到束缚；正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挣钱，妻子才去花钱，正因为只有他们才能介入事业或职业，妻子才要求他们成功，也正因为只有他们才是超越的化身，妻子才想加以剥夺，接管他们的设计和成就。
　　反之，女人所实行的专制只能进一步表现她的依附性：她很明白他们夫妻俩的成功、未来、幸福以及生存正当性之证明都在这个他人的股掌之中。如果说她想拼命地让他屈从于她的意志，那是因为她已经被他异化——即她的个人利益完全体现在他身上。她以自己的软弱锻造了武器，但实际上她仍是一个弱者。对丈夫来说，婚姻奴役主要是一个平常不痛快的问题，然而对于妻子却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妻子若因为心烦而让丈夫在她身边呆上几个小时，肯定会令他大伤脑筋，并显得像个累赘；但归根结底，他缺她照样能过得下去，而她没有他，日子则不那么容易过；若是他离开了她，她的生活便会毁掉。主要的差别在于，女人的依附性是内在化的：即使她的行动有表面上的自由，她也还是个奴隶；而男人从本质上就是独立的，他受到的束缚来自外部。如果他似乎是个受害者，那是由于他的负担十分明显：女人像个寄生虫似的靠他供养；但寄生虫不是征服的主人。事实上，正如从生物学角度讲，雌雄两性都不是对方的受害者而是物种的受害者，夫妻两个人也都在受不是他们所创立的制度的压迫。如果断言男人在压迫女人，丈夫会大为愤慨；他觉得他才是被压迫者——而他也确实如此；然而，是男性的法典，是男性依照自己的利益所发展的社会，以某种形式确定了女人的处境，这种形式是当前男女两性都在受折磨的根源，这些也同样是事实。
　　为了他们共同的幸福，这种处境只能通过不许把婚姻当做女人的“职业”来加以改变。
　　以“现在的女人已经够坏的了”为理由而自命为反女权者的男人，是不太合乎逻辑的；正因为婚姻把女人变成了“螳螂”，“蚂蟥”，“毒”物，等等，才有必要改造婚姻从而改变女人的一般状况。女人没有办法自立，所以她才处处依靠男人；他在让她自由的同时（就是说，在让她在这个世界上有事可做的同时），也就让自己获得了自由。
　　有些年轻女人已在努力争取这个积极主动的独立地位；但极少有人能长期坚持她们的学习或职业。她们通常都十分清楚，她们的利益与她们的工作相关，而这种利益又将由于丈夫的事业而被牺牲掉；她们带回家的仅仅是贴补性的收入；她们只是表面上投入了事业，这并不能使她们摆脱婚姻的奴役。甚至那些有严肃职业的人，也未能从中得到和男人同等的社会利益：例如，法国律师的妻子在丈夫死后可以领取一笔抚恤金，但是相应的抚恤金却不会在女律师死后付给她的丈夫。换句话来说，这意味着工作的女人并不被当成和男人一样的赡养配偶者。有些女人从职业得到了真正的独立；但对于众多女人来说，在婚姻框架内的“外部工作”，只不过是一个追加疲劳的问题。此外，生育通常也在迫使她们局限于自己的主妇角色；
　　在现有条件下，要把工作和养儿育女协调起来是很难做到的。
　　依照传统，正是孩子应当保障女人取得真正的独立，这种独立使她不必致力于其他任何目的。如果说她身为妻子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人，那么她作为母亲却是这样的人：孩子就是她的幸福，就是她的生存正当性的证明。她应当通过孩子在性和社会这两个方面获得自我实现；
　　所以通过生育，婚姻制度获得了它的意义，达到了它的目的。所以我们考察女人生活史的这一最高阶段，是很有益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