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理想的婚姻应当是完全自立的人只根据互爱的自由意旨建立起来的彼此结合。在托尔斯泰看来，皮埃尔和娜塔莎的结合，如能成为某种“不可名状的但又和他自己的灵与肉的结合一样固牢有力的结合”，那才是令人羡慕的。如果我们接受这种二元性假说，肉体对于灵魂就是纯属偶然的某种东西；于是处在婚姻结合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像偶然发生的毫无意义的事物那样，必然给对方带来一种百无聊赖的乏味感觉；性伙伴必然会被当做一种无可选择的非理性存在，甚至被当做无可避免的物质条件来加以接受，来加以爱。“接受”和“爱”这两个词在我们所考察的观点中被蓄意混淆了，因此使人大惑不解：为什么一个人所接受的并不是他所爱的？一个人可以接受，可以承受，或不得不忍受一个人的身体，一个人的过去和现状；但爱却是一种外向的活动，一种指向另一个人、指向与自己相分离并明显有别于自己的存在、指向可以见到的终点——未来的冲动；对负担和专制的接受并不含有爱，只含有嫌恶。
　　人的关系只有在直接体验的意义上才具有价值；例如，孩子同父母的关系只有被他们意识到才具有价值；毫不奇怪，婚姻关系很容易因直接体验情绪激动而恶化，夫妻在这一过程中将会失去他们的感情自由。被称之为婚爱的这种爱与怨恨、憎恶、压抑、顺从、麻木以及虚伪的混合物，恐怕只有经过掩饰和粉饰才会受到尊重。但下述结论不论对于一般之爱还是对于肉体之爱都是正确的：它要真诚可信必须首先是自由的。
　　然而自由并不意味着朝秦暮楚：柔情是一种超前的缠绵情感；但对于已开始的关系，是继续维持下去，还是相反，加以断绝，则要由个人单独作出决定；情感在不受外界强制时，在被毫无顾忌的真诚加以体验时是自由的。另一方面，“婚爱”强制将会导致各种压抑和谎言。
　　首先它会妨碍夫妻真正的相互了解。日常的亲密关系不会导致理解或同情。丈夫对妻子的过分尊重，会使他不注意她的心理生活现象：若是承认她心中有一种潜在的自主性，其结果可能是令人心烦的、危险的；她在婚床上真的感到快活吗？她真的爱她的丈夫吗？她真的愿意服从他吗？他宁可不去问；对他来说，这些问题简直是令人震惊的。
　　因为他娶的是一个“好女人”；就其本性来说，她是贤慧的。专一的、忠实的、纯洁的、快乐的，而且没有非分之想。一个久病的男人，在感谢了亲戚朋友和护土的关照之后，会对6个月来一直未离开他身边的年轻妻子说：“你，我就不必感谢了，你不过是尽到了你的义务。”
　　丈夫并不认为自己妻子的优良品质是特别值得赞美的；这些品质为社会所保障，为婚姻制度所包容；他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妻子不是一个来自传统虔诚文学的角色，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觉得她忠实地接受严格的管理是理所当然的，末考虑到她会面临需要加以克服的诱惑，面对着这些诱惑她也可能会屈服，在任何情况下她的忍耐、贞洁、礼貌都不是轻而易举的；
　　对她的梦想、幻想、怀念，对她的日常情绪变化的趋向，他尤其一无所知。他也许会含情脉脉地想起她或谈起她，可是他不会把她看做一个自由的人。所以，一个单纯而忠诚的男人，当突然明白自己的妻子并不爱他而且要离他而去时，他常会被描绘成因女性的背信弃义而产生了幻灭感。例如，伯恩斯坦剧作中的丈夫们，在发觉自己的妻子鼠偷狗窃。邪恶淫荡时，就大为愤慨；他们以男子汉的勇气承受了这种打击，但作者没有让他们显得慷慨与强大；相反，却让我们觉得他们是一群没有真情善意的十足傻瓜。男人也许会指责女人虚情假意，但他们如果竟然如此经常地受骗，也未免太自傲自信了。
　　女人注定是不道德的，因为她要是有道德就意味着她必须成为一个可以体现超人品质的人，成为箴言中的“贤妻”、“良母”、“正派女人”，等等。若是让她未经许可就去思考、梦想、睡觉、渴望和呼吸，她就会背叛男性的理想。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妻子只有在丈夫不在时才会感到情不自禁和“轻松自如”的原因。另一方面，妻子也并不了解她的丈夫；她由于自己在周而复始的次要环境中观察他，便以为自己看到了他的真面目；但男人首先是他在世界上、在别的男人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不理解他对超越的追求，就是抹煞了他的本性。如一个女人所说：“如果一个人和诗人结了婚，那么她身为妻子所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他忘了拉抽水马桶的链子。”然而他仍旧是诗人，对他的诗作不感兴趣的妻子，对他的了解还不如远方的某个读者。如果说对于她，这类参与绝无可能，那么这往往不是妻子的过错：她不可能接触丈夫所做的事，也没有“追随”他的工作所需要的经验或文化；她无法和他共同参与他认为比单调重复的日常生活要重要得多的事务。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妻子也许可以成为她丈夫的真正伙伴，讨论他的设计，给他提建议，和他一起工作。但若是她以为这样就能够完成她所谓的属于自己的工作，那她就会为假象所蒙骗，因为仍然只有他才是自由的负责的行动者。她如果想通过为他服务寻求快活，那她就必须爱他；否则她只会自寻烦恼，因为她会觉得自己的努力成果被别人给剥夺了。男人——
　　虽然信守巴尔扎克关于要把女人作为奴隶对待，同时又要让她相信她是一个女王的训诫，但仍在肆意夸大女人的影响力；可是实际上他们十分清楚自己在说谎。乔吉特·勒·布朗便是这种骗局的受害者，她要求梅特林克在书上署他们俩的名字，她认为这部书是他们共同完成的。格拉赛在他为这个歌唱家的《纪念》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十分坦率地告诉勒·布朗夫人，每个男人都愿意向作为同事和灵感来分享他生活的女人表示敬意，但他仍然认为他的作品完全是属于他自己的——而且他有理由这样认为。在每个行动中，在每项工作中，只有选择和决定这些因素才值得重视。女人通常在扮演算命者手中的水晶球这种角色：换一个也能够表演。男人以同等的信赖接受另一个顾问，另一个合作者，便是明证。例如托尔斯泰就在他的妻子认为抄校他的手稿绝对不可以少了她时，让自己的一个女儿去做这项工作。只有属于女人自己的独立工作，才可以保证她的真正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