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被喻为祈祷螳螂的女人，她们希望晚上和白天都能够大获全胜：她们做爱时冷淡，言谈时高傲，举止霸道。照梅布尔·道奇·卢汉的看法，D·H·劳伦斯之妻弗丽达就属于这一类型。她无法否认他的智力优势，便硬把她自己的世界观强加于他，根据这一世界观，只有性的价值才值得考虑。她声称：“他不得不从我这儿得到这一切……无人知晓这一点。真的，是我为他提供了书中的素材。”但她仍觉得需要不断地证明她对于他是何等重要，绝不能让他们的婚姻墨守成规。她总是有新的炸弹爆炸，于是他们的婚姻变成了一连串谁也不肯屈服的争吵。
　　其他女人也可能表现出类似的支配意志，经常藐视丈夫的容貌、能力和赚钱的本事，或者只以现金收入评估他们的工作。这些策略都是用来对付身为主要的主体的男性的，其目的在于极力否认他的超越性。男人喜欢认为女人在做阉割他们之梦，但实际上她的态度是暧昧的：与其说她想废除男性，不如说她想羞辱男性。更准确地说，她希望剥夺男人的设计和未来。当丈夫或孩子生病、疲倦，沦为纯粹的肉体，仿佛只是众多东西的一个，如同坛坛罐罐一样需要照应时，她最为自鸣得意。她把沉重的、富有肉感的手放在生病的丈夫身上，是为了让他感到他只不过是个肉体而已。
　　女人希望男人不是一个表现主体的身体，而是一个纯粹被动的肉体。她反对生存，只肯定纯粹的生活；她反对精神，只肯定肉体；她倾向于对男性事业采取一种帕斯卡尔式的古怪态度，和他一样认为，“男人的全部悲哀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不能安静地呆在他的房间里”；
　　她喜欢把他关在家里。一切非直接有利于家庭生活的活动都引起她的敌意；当伯纳德·帕里西致力于发明一种新珐琅，而把家具当成燃料烧掉时，他的妻子勃然大怒，至今世界上没有这种珐琅不也是挺好的吗？拉辛的妻子则想让他对花园里的红醋栗感兴趣，却不想读他写的悲剧。
　　这类冲突可能会变得十分严重，以至引起分裂。但通常女人希望一面“控制”她的丈夫，一面反抗他的支配。她与他斗争，以维护她的独立性，又与世界其他人斗争，以维持让她注定依附的“处境”。这种双重游戏可不是好玩的，它部分解释了许多女人借以度日的紊乱和神经质的状态。
　　“抓住”丈夫是一门艺术，“控制”他则属于一种职业——而且是一种需要有相当大的能力才可以胜任的职业。聪明的姐姐对乖戾的年轻妻子说：“你可要当心，和马塞尔吵架会丢掉你的职业。”赌下的东西是极其严重的：物质和精神的保障，自己的家，妻子的尊严，爱情与幸福的或多或少令人满意的替代物。妻子很快就会懂得，她的性吸引力是她最软弱的武器；
　　它随着彼此熟悉而消失；天哪，况且到处都有别的女人。于是她努力让自己变得妖冶动人，讨人喜欢；她常常在自豪地让自己变得性冷淡和希望用热情的肉欲去讨好丈夫并赢得他的宠爱之间痛苦不堪。她也依靠习惯力量的魔力，依靠满意的住处、他对美食的嗜好、他的父爱魔力；她努力以款待和打扮“为他增光”，她也努力用自己的劝告和忠告去影响他；她要力所能及地使自己对他的社会成就和工作是不可缺少的。
　　但最重要的是，整个传统把“管理”男人的艺术强加给了妻子们；一个妻子必须发现并迁就他的弱点，必须聪明地、恰如其分地运用恭维与挖苦，顺从与反抗，警觉与宽厚。这最后一种态度的结合是一件特别精细的事情。给予丈夫的自由必须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老妻子过于彬彬有礼，她就会发现丈夫在逃避她；无论他送给别的女人多少钱和激情，都是从她这里取走的；而且她还要冒着情妇有足够的力量让他同她离婚，或至少在他的生活中占据首位的风险。但若她什么风险也不许他冒，若她的看管、吵闹和苛求惹恼了他，她也很可能会让他转而同她明确闹对立。这是一个要懂得如何有意地“作出让步”的问题；如果某人的丈夫搞点“欺骗”，她应当闭上自己的眼睛；但在其他场合，她必须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已婚女人尤其要防备年轻的女人，千万不要认为她们太幸福了以至不会窃取她的“职业”。为了让自己的丈夫同令她惊恐的竞争对手分开，她应当带他出去旅行，努力转移他的注意力；若有必要，她应当以德·蓬帕杜夫人为榜样，找一个不那么危险的新对手。如果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奏效，她就只好求助于大哭大闹，神经质发作，试图自杀等；但过多的争吵和责怪会驱使丈夫离家出走。所以妻子在最最需要变得富有魅力时，她要冒着使自己变得令人无法容忍的危险；如果她想赢得这场比赛，她就得设法把动人的眼泪和动人的微笑，把虚声恫吓和卖弄风情熟练地结合起来。
　　这的确是一门令人发愁的学问——装聋作哑，耍弄手腕，默默地恨与怕，玩弄男人的虚荣心和弱点，学会阻挠他、欺骗他。“管理”他。但女人也有一个很好的借口去为这一切辩解，那就是她必须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婚姻。她没有有报酬的职业，没有法律行为能力，没有私人关系，甚至连姓氏也未再是她的；她除了是丈夫的“一半”，一无所是。若他离她而去，她一般来说既不能自食其力也不能得到外援。要批评托尔斯泰之妻索菲娜是很容易的；但如果拒绝过虚伪的婚姻生活，她又能到哪里呢？她的命运又能怎样呢？的确，她看上去是像个可恨的泼妇；但又怎么能够要求她去爱她的暴君、为她受到的奴役祝福呢？夫妻之间若要有忠诚和友谊，其根本条件在于，双方在相互关系上都是自由的，在具体事务中是平等的。鉴于唯有男人才有经济上的独立地位，鉴于根据法律和习俗他具有属于男性的优越条件，那么，他常以暴君面目出现，而这又促使女人反叛和掩饰，都是很自然的了。
　　没有人想否认婚姻生活的悲剧性及不堪回首的缺陷；但婚姻的捍卫者们也从这一观点得到支持：冲突来自于个人怨恨，而不是来自于婚姻制度本身。例如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的结尾处描写了一对儿理想的夫妇：皮埃尔和娜塔莎。她本是一个风流浪漫的姑娘，但她婚后让大家都感到吃惊，她放弃了打扮、社交和一切娱乐，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了丈夫和孩子。
　　她变成了典型的主妇，失去了“曾让她十分迷人的生命光辉”，学会了用猜忌和苛刻的态度去对待皮埃尔。皮埃尔也抛弃了他以前的朋友，致力于事业和家庭。
　　这幅田园诗般的图画颇耐人寻味。托尔斯泰说，和灵与肉一样，夫与妻也是结合在一起的；但灵魂一旦离开肉体，就只剩下一具僵尸；若是皮埃尔不再爱娜塔莎，那情况又将会怎样？D·H·劳伦斯也不愿接受男性多变这个命题：唐·雷蒙将永远爱那个名叫泰丽莎的印第安姑娘，她也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他。然而，就连唯一的、绝对的和永恒的爱情的极为狂热的迷信者之一，诗人安德烈·布勒东，也不得不承认，至少在目前，这种爱情在其对象那里可能是被误解了：不论是失误还是多变，就女人来说，反正都是男人在遗弃她。皮埃尔是个健壮好色的人，他会为别的女人的姿色所诱惑；娜塔莎则会吃醋，于是用不了多久他们的夫妻关系就会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他会离她而去，而这将毁掉她的生活，或者，他会对她撒谎并以怨恨的心情对她加以容忍，而这将毁掉他的生活，或者，他们会过一种调和妥协的生活，而这将使他们俩都不幸福。
　　也许有人会反对说，娜塔莎至少还会有自己的孩子；但是孩子只有纳入包括他们父亲在内的平衡参照系当中才可以成为快乐的源泉；而对于受到冷落、心怀醋意的妻子来说，孩子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托尔斯泰非常欣赏娜塔莎对皮埃尔的盲目的信仰；但另一位男人，劳伦斯，尽管也要求女人有这种盲目的信仰，却既嘲笑了娜塔莎也嘲笑了皮埃尔；在别的男人看来，男人只可能成为泥捏的偶像而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神；一个人在崇拜他时可能丢了命，而不是被救了命；这个人怎么会晓得？男性的主张是自相矛盾的：权威不再起作用。女人必须加以识别和批判，不应当只当驯服的应声虫。况且，把不是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的原则和价值强加于她，这也是对她人格的贬低。对按照丈夫的思考方式可以同意的东西，她应当在完全经过自己的独立判断后表示同意；任何她觉得与己无关的东西，不应当强求她赞成或反对；她也不应当从别人那里窃取自己生存的理由。
　　对皮埃尔-娜塔莎这个神话的最无可逃脱的判决，是托尔斯泰夫妇——列夫和索菲姐作出的，而他们又是这一神话的原型。索菲娅对她的丈夫深恶痛绝，认为他“乏味到了极点”；他和邻里所有的农妇一起欺骗她，她嫉妒和厌烦得要命；她神经质地忍受了多次怀孕，孩子既不能填补她空虚的心灵，也不能充实她空虚的生活；家庭对她是荒芜的沙漠，对她的丈夫则是人间地狱。而这一切以索菲娅这个疯疯颠颠的老太婆，深更半夜脱得半光，睡在潮湿的森林里而告终，以列夫这个饱经风霜的老头子离家出走，终于承认他们不能“白头偕老”而告终。
　　托尔斯泰的情况当然属于例外；有许多婚姻是“美满的”——就是说，夫妻之间达成了一种谅解。他们生活在一起时彼此没有过多折磨，相互之间没有过分的不诚实。但他们也有一个几乎无法逃避的祸根：无聊和厌倦。不论是丈夫能够让妻子变成他的应声虫，还是双方都固守于他们个人的天地，数月或数年以后他们都会变得彼此无话可说。夫妻是这样一个共同体，它的成员失去了独立性却不能够摆脱孤独；他们是一种静态的结合，是“同一个人”，而不是在维持一种动态的、充满活力的关系。这就是他们不论是在思想领域还是在性爱方面都不能相互给予和交流的原因。无数个傍晚居然要在含糊其辞的廖廖数语中，在木呆呆的沉默寡言中，在对着报纸打哈欠中，在等待上床睡觉中度过！
　　有人说，这种沉默恰好证明他们的关系亲密无间，以至无须用语言来表达；当然没有人会否认婚姻生活能产生一种亲密关系，在所有的家庭关系中也无疑存在着这种亲密，可是这些家庭关系也都隐藏着憎恶、嫉妒和怨恨。这种亲密和人的真正友谊有着重大差别。
　　婚爱的辩护士们非常愿意赞同婚爱不等于恋爱，正因为如此，婚爱才有一种神奇的特性。
　　近几年来，中产阶级发明了一种史诗般的表现风格，根据这种风格，日常生活有着冒险的、忠诚的色彩，有着崇高的激情色彩；于是无聊变成了智慧，家庭仇恨则表现了最深挚的爱。
　　然而事实上，当两个人一方面彼此憎恶，另一方面又必须相依为命时，这种关系并不是人类一切关系中最真诚、最动人的，宁可说是最可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