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通常坚持以道德、虚伪、自尊或胆怯来乔装她的爱情。她的真正敌意可能会通过这个年轻女人或多或少极力回避丈夫的统治表现出来。在蜜月及往往随之而来的紊乱以后，她努力重新获得独立，而这并不是很容易的。她的丈夫往往年纪较大，具有男性的威望，是法定的“家长”，因而具有道德的和社会的优越地位；通常他至少在智力上也是优越的。他拥有较高的文化或至少有在职业训练方面的优势；他从青少年时起就关心世界大事——这是他的事情，他懂得点法律，他在政治上不甘落后，加入政党、工会以及社会组织；作为工人和公民，他的想法关系到行动。他懂得严峻现实的考验：就是说，普通男人都具备推理技能，具备对事实和经验的感受能力，以及具备某种批判意识。
　　这正是许许多多年轻女人所缺乏的。即使她们读过书，听过课，以成就自娱，她们的杂乱无章的信息也形不成文化；这并不是说由于智力缺陷她们不能恰当地进行推理，宁可说是经验使她们无法进行严格推理；思想对于她们是消遣而不是工具；她们纵然聪明、敏感、真诚，也还是无法阐明自己的观点、导出结论，因为她缺乏智力技能。这就是为什么她们的丈夫能力平平却能够支配她们，甚至错的时候也能够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原因。在男性手中，逻辑常是一种暴力的形式，一种狡猾的专制：如果丈夫比妻子年龄大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就会基于这种优势在意见相左时对妻子的意见不予理睬；他不知疲倦地向她证明他是正确的。
　　至于她，则变得顽固起来，拒绝从丈夫的论点看到任何东西；他不过是固执己见。于是他们之间产生了很大的误解。他不肯作出努力去补偿虽深植于她但她却不善于为其辩解的感情和反应；她不能把握在丈夫借以压倒她的迂腐逻辑的背后，究竟什么是至关重要的。她除了沉默、流泪或大发脾气，再也无计可施，终于把东西朝他扔了过去。
　　有时妻子会继续努力斗争，但她屡屡情愿或不情愿地放弃了，如易卜生的剧作《玩偶之家》中的娜拉，让丈夫为她想想——哪怕是一会儿也好。她对丈夫说：“事情都由着你安排。
　　你爱什么我也爱什么，或假装爱什么——也许我不知道是真还是假，也许有时是真，有时是假。”由于胆怯、笨拙或懒惰，妻子可能会让丈夫去拿出他们对所有一般抽象问题的共同意见。
　　有个女人很聪明，有教养也有独立性，然而她对丈夫却景仰了15年，认为他是优越的。她告诉我，丈夫去世以后，当她发现她不得不自己决定有关信念和行为问题时，她是何等的不安；
　　在一切情况下，她仍试图按他的所想作出决定。
　　丈夫通常乐于扮演这种良师和向导的角色。娜拉的丈夫向她保证：“只依靠我——让我来告诫你，指导你！若女人的这种孤弱未使你在我的心目中倍有吸引力，我还算什么堂堂的男子汉？……我有宽阔的双翼保护你。”他白天和同僚们苦斗，在上司面前低三下四，辛苦了一天，晚上回家时却喜欢觉得自己是个绝对的优越者，是个无可辩驳的真理的执行者。他叙说一天发生的事，解释他和对手争论时是如何的正确，他高兴发现妻子和他如出一辙，她增强了他的自信心；他对报纸和政治新闻品头评足，心甘情愿地对着她高声朗读，以至连她与文化的接触也不可能是独立的。为了增强自己的权威性，他倾向于夸大女性的无能；她则或多或少温顺地接受了依附角色。在某段时间只能依靠自己的女人，可能对丈夫不在身边真的感到遗憾，然而她们往往还是会惊讶地发现，她们有自己未曾料到的潜能；她们负起了责任，抚养着孩子，作出决定，虽然无人帮助也能够坚持下去。当丈夫回来又使她们注定无能时，她们对此感到厌倦。
　　婚姻促使男人成为任性的帝国主义者：支配的诱惑，是所存在的最为普遍的、最不可抗拒的一种诱惑；让孩子屈服于母亲，让妻子屈服于丈夫，就是在助长世界上的暴政。让丈夫得到赞许和敬佩、成为顾问和导师往往还是不够的；他要发号施令，他要扮演主之。他在童年及以后生活积淀下来的所有怨恨，他在别的男人（他们的存在意味着他要受到横眉冷对和伤害）中间日复一日积淀下来的所有伤害，全都由于他在家对妻子的作威作福而得到清算。
　　他是暴力、权力和坚定决心的化身；他声色俱厉地发号施令，他大吼大叫，他拍打桌子：这样的闹剧对妻子是家常便饭。他在维护自己权利方面是如此坚定，以至她那一方任何独立的蛛丝马迹对他都好像是一种反叛；他情愿让她未经许可就不能呼吸。
　　但是她也确实要反叛。即便当初她对男性威望曾有深刻的印象，她的眩惑也很快会云消雾散。孩子总有一天会发觉父亲是个偶然的人；妻子不久就会发现站在她面前的并非是主子那种伟人，而只不过是个凡人；她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受他的支配；她觉得他只不过代表一种令人不快的、不公正的义务。有时她以被虐的快活去服从：她在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她的任其摆布只不过是一种长久的无声谴责；但她也常常可能与她的主子公开对抗，反过来坚持对他实行专制。
　　只有天真的丈夫才会以为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让妻子服从他的意志，随心所欲地“塑造”她。巴尔扎克说：“妻子是丈夫制造的”；然而他在后面几页又恰恰说了些相反的话。在抽象的逻辑领域里，妻子确实往往屈从于男性的权威；但一碰到所真正关心的事情，她就会暗地里顽强地反对他。童年和青年时代对她要比对男人的影响深刻得多，因为她被紧紧地束缚在个人历史的范围。她常无法摆脱她早年获得的东西。丈夫可以把自己的政治观点强加于她，但绝不可能改变她的宗教信仰或迷信信念。
　　她尽管获得了新的见解，尽管鹦鹉学舌地嚷嚷着原则，可是对事物仍保留着自己的特殊观点。这种阻力可能会让她无法理解较她有知识的丈夫；或者相反，也可能会把她抬到迟钝男性的严肃之上，如司汤达、易卜生和肖伯纳笔下的女主人公那样。有时，她出于对丈夫的敌意（不论是因为他在性生活方面令她失望，还是相反，因为他对她专横跋扈，她想进行报复），而故意坚持与他相左的价值；她依靠母亲、父亲、兄弟以及某些她觉得“比她强的”男人的权威，依靠忏悔神父或修女的权威，来达到胜过他的目的。或者，她不正面提出反对意见，拼命故意地和他闹矛盾，攻击他，中伤他，竭力让他产生自卑情结。她如果有所恃，当然乐于让丈夫眼花缭乱，把她自己的判断、意见和命令强加于他；她会彻底掌握道德权威。
　　她如果无法同丈夫的智力优势竞争，就会在性方面进行报复。她或在满足她的要求以前不许丈夫来拥抱，或以表现性冷淡去凌辱他，或借反复无常的卖弄风骚把他贬到一个乞求者的位置；她通过调情、引起嫉妒、种种欺骗，努力让他作为一个男子汉蒙受羞辱。她若不敢把事情做得太绝，就会洋洋得意地把她性冷淡的秘密藏在心底；她常在日记里透露这件事，更经常在朋友面前把它给吐露出来。许多已婚女人都以相互吐露她们假装有其实并不愿意有的快感的“手段”为快；她们无情地嘲笑她们的苯伯自负而又愚钝。这种吐露往往更可能是在逢场作戏，因为在性冷淡和性冷淡意志（the will to frigidity）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不管怎样，她们反正认为自己缺乏性感受，于是尽情地发泄她们的怨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