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一切感情都从这个宇宙中消失了。如果只存在一个主体，就不可能有主体之间的关系。爱情是一个玩笑；它之可鄙并不在于假借了友谊的名义，而是因为“友谊太空洞”。所有的人间团结都被傲慢地否定了。英雄不是造出来的，他不受时空的局限：“我找不出明显的理由说明，我必须对当前世事的兴趣甚于对过去某年某月的事件。”别人熟视无睹的事在他眼中则成了不无价值的事：“说句实话，重大事件在我眼中从来都不重要，我之所以喜欢这些事件，只是因为我经历它们之时它们留给我的一线光明……未来到底如何，由它去吧。”行动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人世上的任何事情全无信心，有了热情、精力和胆量，也不能随意发挥！”
　　这就是说，一切超越均被禁止。蒙特朗承认这一点。爱情和友谊是琐事，轻蔑阻碍了行动。他不相信为艺术而艺术，也不相信上帝。只有有限的欢乐依然存在，1925年他曾叫喊：“我唯一的野心一直是比别人更好地使用我的理性。”他还说：“总之，我想要什么？占据使我愉快的人们的平静和诗歌。”1941年他说：“至于我这个指责别人的人，我这20年来干了什么？他们一直就像一场使我喜悦的梦。我的生活领域十分宽广，我正沉浸在我感兴趣的事情中：简直是在充满活力地呼吸！”很好。这岂不正是因为他沉浸在女人所陷入的有限存在之中吗？
　　蒙特朗反对母亲和情人所拥有的爱时究竟想达到什么样崇高目标和实现什么样的高尚欲望呢？他也在寻求“拥有”；当它开始“充满活力地呼吸”时，很多女人就能给他指出要点。难道他不知道女人的淫荡与男人的淫荡同样强烈吗？如果按这一品评标准给两性排等级，也许女性比男性要高出一筹。说句老实话，在这一方面，蒙特朗的前后不一是令人吃惊的。他借助‘“交替性”的名义宣布，既然什么事物都没有价值，那么每一件事物便是等价的；他接受一切，他会拥抱一个人和所有的人，当他的伟大精神使家庭中的母亲感到害怕时，他就快意了。而在德军占领期间要求对电影和新闻的检查做“调查”的人也正是他。美国姑娘的大腿使他作呕；公牛的强壮则使他兴奋：每一个男人都合他的口味。每一个人都按他的模式重新建立了“乐土”；这位准游的酒徒以什么价值的名义厌恶地臭骂其他人的狂饮纵欲呢？因为他们有别于他吗？难道道德完全维系于他蒙特朗一人吗？
　　他可能会明确地答复，享乐并不重要，但必须做得得体。娱乐应该是克制的另外一面，好色之徒可能觉得他也是做圣人和英雄的材料。很多女人都善于把她们的娱乐与她们为自己所塑造的高尚形象相提并论。为什么我们非得相信蒙特朗的自恋梦比她们的更有价值呢？
　　我们确实正在谈梦。蒙特朗所用的骗人字眼——崇高、神圣、英雄主义——全是些废话，因为他否认了这些词有任何客观的意义。他不敢在男人群中拿他的优越地位冒险；为了在烈酒中沉醉，他退向云端：邓家寡人肯定是至高无上的。他把自己关在空中楼阁内：一面面镜子反复映出他的影像，于是他相信他足以名扬天下；可惜他只是个离群索居之徒，是他自己的囚徒。他自以为他很自由，但为了自我的利益，他已将自由出卖；按照从厄比纳尔塑像厂借来的规范，他塑造了他蒙特朗的雕像。阿尔班之所以赶走多米尼克，是因为他在镜中照见了自己，他发现他那痴呆的面孔正表现了那种奴役。一个人只有在别人的眼中才真正是傻瓜。骄傲的阿尔班使自己的感情屈从于他所蔑视的集体意识。蒙特朗的自由是一种姿态，而非真实的存在。对他来说，行动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目标，他装腔作势地安慰自己：他是个丑角。女人们都找合适的伴侣，她们给他出点子，他便担任了主要角色，头戴桂冠，身穿紫袍。但一切均发生在他私人的舞台上；一旦面对公众，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的喜剧演员就再也看不清、站不稳了，他目眩脚软，一头栽了下来。考上托斯在猛一清醒之际叫道：“在女人身上得到的种种‘胜利’，到头来多么滑稽！”一点不错。蒙特朗向我们提供的价值和成就全都是可悲的滑稽表演。使他陶醉的高尚行动也都是装腔作势，根本不是真正的承诺：他被皮列格里奴斯的自杀、帕西法的厚颜无耻和在即将送命的决斗之前与其对手共用一把伞的日本绅士所感动。他还宣称，“敌人及其应发表的观点并非那么重要”。这句话说自有其弦外之音。他还说，不管结果如何，一切战争都很美；不管武力服务于什么目的，它总是可赞赏的。“如果我们希望维持唯一可接受的男人的概念，即认为他一身而兼为英雄和圣人，那么，毫无诚信的争斗就成为我们最终被迫接受的方式了。”在《死了的王后》和《圣地亚哥的团长》中，蒙特朗对一切事业的高超冷漠和对伪崇高的偏爱得到了很好的描绘。
　　在这两部故作高深的戏剧中，我们看到，两个资为帝王的男人为他们空虚的骄傲而牺牲了仅仅因为富有人性，此外什么罪过都没有的女人：其中的一个受罚而死，另一个则失去了她的灵魂。如果我们再次质问到底以什么名义，作者就会傲慢地回答：没有借助任何名义。他不想让国王在杀伊奈丝的事上表现出过于明显的国事动机，因为这样一来，这一谋杀就只是一件普通的政治罪行了。国王说：“我为什么杀她？无疑有个原因，但我不能把它说出来。”这个原因就是，唯一的原则必须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而且众所周知，这个原则并未照明任何目标：它始终只要求破坏。至于奥瓦罗，蒙特朗在一篇序言中告诉我们，出于尊敬那个时代的某些男人，他非常欣赏“他们的明确信仰，对外在现实的轻蔑，以及对虚无的疯魔。”
　　正因为自己的入魔，那位圣地亚哥的团长才牺牲了他的女儿。也许可以用神秘的这个字眼未装饰那疯魔。喜爱幸福胜过喜爱神秘主义，岂不愚蠢？问题的实质在于，只有面对一个目标——人的目的，牺牲和放弃才有意义；只有在承认爱和幸福的价值的世界上，超越个人之爱和一己之幸福的目的才能实现。“女店员的道德”比空洞的童话更真实，因为它扎根于生活和现实，更高的企求正来自那里。我们不难想像伊奈丝在巴钦沃德，国王为国事而正式地奔忙于德国大使馆。在沦陷期间，很多年轻的女店员都曾赢得了我们没有给予蒙特朗的尊敬。他大发一些因空洞而有危险性的高论：他用超人的神秘主义批准了不计其数的暂时棵螨。
　　于是，在我们正在讨论的剧作中，这种神秘主义通过两个凶手得到了表现，一个凶手有血有肉，另一个则是道德；奥瓦罗冷酷、孤独、无知，他并没有成为一个宗教法庭的法官；被误解和被否定的国王也没有成为西姆勒。一个人杀女人，杀犹太人，又在犹太人的影响下杀有女人气的男人和基督徒，他假借这些高超的观念的名义，杀一切他乐于杀的人。神秘的否定只能通过否定性表现。真正的超越是通向未来——人的未来的积极行动。为了使他自己相信他已走得很远，飞得很高，伪英雄总是向后望，往下看；他蔑视，咒骂，压制，迫害，折磨，屠杀。凭着挑邻人的错，他自以为比邻人优越。这样的优越就是蒙特朗暂时停止他那“充满活力的呼吸”喘一口气时，以高傲的姿势向我们指出的顶峰。
　　“好像拉着阿拉伯水车的驴子，我转呀，转呀，盲目地、没有尽头地、一圈又一圈地走着。但是我从未汲出新鲜的水。”这是蒙特朗1927年说过的话，真是无以复加的坦白。新鲜的水从未涌出。也许蒙特朗应该点燃火葬皮列格里奴斯的柴堆：那才是最合逻辑的解决办法。他喜欢在自我崇拜中寻求躲避。他不把自己给予这个他不知如何去滋润的世界，却满足于从中看到自己的反映；于是他照着这个幻影建立他的生活，而这个幻影却只有他的眼睛能看见。他写道：“君主们在一切情况下都处于安逸的状态，即使在失败之中。”因为他以失败为乐，他把他自己当做君王。他重弹尼采的老调说，“女人是英雄的消遣”，并且认为，要使他成为英雄就必须拿女人给他开心。如此等等。正如考士托斯所说，“简直是多么可恶的滑稽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