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甚至更好。雅罗米尔低下头，悲哀地耸耸肩，仿佛在承认她的断言是事实。
　　“如果它是虚假的东西，那它就毫无意义，”她忧郁地说。“我对你说过，我不知道怎样轻率地对待这类事。我不能容忍仅仅当别人替身的想法。”
　　虽然他刚度过的夜晚充满了痛苦，雅罗米尔仍然有机会成功地重新度过一个晚上。所以他说，”不，你不公平。我的确爱你。我非常爱你。但有件事我应该告诉你。这是事实，我生活中还有一个女人。那个女人爱我，可我却做了件对不起她的事。这件事现在就象一个黑色幽灵压迫着我。我无能为力。请理解我。你不再来看我是不公平的，因为我除了你谁也不爱。”
　　“我没有说我不想再见到你。但是我不能忍受任何其他女人，哪怕是一个幽灵。请理解我！对我来说，爱情就是一切，它是绝对的。在爱情方面，我不知道有什么折中的东西。”
　　雅罗米尔望着姑娘戴眼镜的脸，他一想到可能会失去她，心里就作痛；她仿佛离他很近，仿佛能理解他。然而，他不能冒失告诉她真话的风险。他不得不装成一个头上有一个命定幽灵的人，一个撕成两半、值得怜悯的人。
　　“你谈到绝对的爱情，”他说，“但这不正是意味着首先要理解对方，爱他身上的一切——甚至他的幽灵吗？”
　　这个论证很有力，姑娘不再说什么了。雅罗米尔觉得可能一切都还没有失去。
　　他还没有给她看他的诗歌。他一直在等待画家兑现他的诺言，把他的诗发表在一些先锋派杂志上，这样他就可以用铅字带来的荣誉使她眼花缭乱。但他现在急需他的诗歌来助他一把。他深信，只要姑娘一读到他的诗（尤其是写那对老夫妻的诗），她就会理解，就会感动。他错了。也许她觉得，她应该向她的年轻朋友提一点如实的批评建议。但不管怎样，她那随意而实际的评论却摧毁了他。
　　他在她的热情赞美中发现过他的不平凡的那面奇异的镜子怎么啦？在所有的镜子中，他现在看到的只是他的不成熟在斜着眼做怪相，这是难以忍受的。就在那时，他想起了一位著名诗人的名字，这位诗人被欧洲先锋派成员的光辉所照亮，参与了本地的一些古怪活动。虽然他不认识他，而且从来没有见过他，雅罗米尔还是被一种盲目的信仰抓住了，就象头脑简单的信徒信仰他们教会里的高级牧师一样。他把他的诗寄给这位诗人，并附了一封谦卑、恳切的信。他幻想着他会得到一封友好、赞扬的回信，这个幻想就象一个安慰物降落在他和姑娘的约会上，他们的约会正变得越来越少（她声称她正在考试期间，很少有时间），越来越不愉快。
　　他被抛回到了过去的一段时期（实际上并不太遥远），同任何女人谈话都似乎很难，需要事先准备好。现在，他每赴一次约会又要提前几天做准备，有时整夜都在进行想象中的谈话。在这些内心的对话中，“另一个女人”的形象（对她的存在，姑娘曾表示过疑虑），显现得更加神秘，也更加清晰。她用阅历丰富的光辉鼓舞雅罗米尔，她激起了忌妒的兴味，她解释了他身躯没有成功的原因。
　　不幸的是，她只出现在想象的对话中，当雅罗米尔和姑娘一开始进行实际的谈话，她就悄悄地迅速地消失了，姑娘对这位假设的情敌已失去了兴趣，出乎意料得就象他最初提到她时一样。这使雅罗米尔局促不安。她不理睬雅罗米尔所有的小暗示，排练好的口误，企图表示他沉浸在对另一个女人的回忆中的突然的沉默。
　　相反，她跟他大谈大学里的事（噢，都是非常愉快的事），她非常生动地描绘了好几个同学，以致雅罗米尔觉得他们比他自己的人物还要真实。他俩重新回到了初次见面时的处境：他又变成了一个羞怯的青年，她又变成了一个大谈学问的石头姑娘。只是有时（雅罗米尔喜欢并渴望这样的时刻）她会突然变得忧郁起来，或者说出一些悲伤的、怀旧的话。雅罗米尔徒劳地想把它们同自己的话联系起来，因为姑娘的悲哀仅仅是对着她的内心发的，她一点也不想同雅罗米尔的感情交流。
　　她悲哀的原因是什么呢？谁知道；也许她痛惜眼前正在消逝的爱情；也许她在想念另一个人。谁知道；一次，悲哀的时刻是那样强烈（他们刚看完电影，沿着一条宁静、漆黑的街道往回走），以致她把头靠在他的肩上。
　　天哪！这样的事过去曾发生过一次！当时他正与在舞蹈班认识的一个女孩在公园里散步。那个头的姿势，曾经如此强烈地唤醒过他，现在又产生了同样的效果：他兴奋起来了！完完全全，千真万确的兴奋！只是这次他并不感到羞耻——相反，恰恰相反！这一次，他非常希望姑娘会注意到他的兴奋！
　　但是，她的头悲哀地搁在他的肩上，呆呆地透过眼镜注视着远处。
　　雅罗米尔被唤醒的状态胜利地、骄傲地、明显地持续着，他渴望它被察觉，被欣赏。他很想抓住姑娘的手，把它放在她能感觉到他是男人的地方，但这仅仅是一个冲动，他明白这个念头是疯狂的，也无济于事。接着他想到，如果他停下来，把她紧紧搂住，她的身子就会感觉到他那男性生殖力的苏醒。
　　但是，当她从他放慢的脚步感觉到他想停下来拥抱她时，她说：“不，不，我们别……”她说得那样悲伤，雅罗米尔一声不响地顺从了。他大腿之间的那个玩意儿——那个木偶，那个小丑——就象一个在折磨和嘲弄他的敌人。就这样，雅罗米尔肩上搁着一个奇怪的悲哀的头，大腿间夹着一个奇怪的嘲笑的小丑，继续朝前走着。
　　也许他相信了这种看法，深切的悲哀和对安慰的渴求（那位著名诗人还没有回信）证明异乎寻常的措施是正确的。总之，雅罗米尔决定对画家来一次突然访问。他一走进过道，就从嘈杂的声音中知道，画家正在接待许多客人，他想说声对不起，然后离开。但画家热情地邀请他进入画室，把他介绍给客人们——三个男人和两个妇女。
　　雅罗米尔在五位陌生人的注视下感到脸颊发红了，但同时他又感到很荣幸，因为画家在介绍他时，说他写了一些很出色的诗，他的语气表明这些客人已经听说过他的事。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感觉。当他坐在扶手椅里四下打量画室时，他满意地注意到，在场的两位女人都要比他那戴眼镜的女友漂亮得多。她们架着腿时的那副自信的神态，她们弹烟灰时的那种优雅的举止，她们把博学的术语同通俗的表达结合成奇异句子的那种漂亮的方式——雅罗米尔感到自己象是在带着他陡直上升的电梯里，一直到了灿烂的高处，远离了他那石头姑娘令人痛苦的声音。
　　其中一个女人转向他，用温和的声音问他写的什么样的诗。“就是……诗，”他窘迫地说，耸了耸肩。“出色的诗，”画家插嘴说，雅罗米尔低下头。另一个女人看着他，用一种女低音说：“他坐在那里的样子使我想起拉图尔的那幅画，兰波被魏尔兰[12]和他那帮人围着。一个孩子在男人中间。兰波十八岁时看上去还象十三岁。而你，”她指着雅罗米尔，“看上去也象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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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魏尔兰（1844－1896）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兰波的好友。
　　（我们不禁要指出，这女人用一种残酷的温柔俯向雅罗米尔，就象兰波的老师伊泽蒙巴德的姐妹们——那些著名的捉虱女人——俯向这位法国诗人，当他长时间地漫游之后便去她们那里寻求避难，她们给他洗澡，去掉他身上的污垢，除去他身上的虱子。）
　　“我们的朋友有这个好运——相当短暂的好运——不再是一个孩子，但还没有成为一个男人。”画家说。
　　“青春期是最有诗意的年龄。”第一个女人说。
　　“你会吃惊的，”画家带着微笑反驳，“看到这个尚未成熟，纯洁无理的小伙子写出这样非常完美和成熟的诗歌。”
　　“的确。”其中一个男人点点头，表示他熟悉雅罗米尔的诗，赞同画家的夸奖。
　　“你打算发表它们呢？”那位有着低音嗓子的女人问。
　　“在这个正面英雄和斯大林大逮捕的时代，是不太利于这样的东西。”画家回答。
　　这句关于正面英雄的话把谈话重新转到雅罗米尔来之前一直在进行的话题。雅罗米尔熟悉这一话题，可以毫不费力地加入到谈话中，但他根本没有听他们讲什么；他看上去象十三岁，他是一个孩子，一个童男。这些话不断地在他头脑里回响。当然，他知道，没有人想羞辱他，画家尤其是真诚地喜欢他的诗——但这只能使事情变得更糟；在这种时候，他还关心什么诗歌？如果能给予他自身的成熟，他愿意一千次地牺牲他那些成熟的诗节。他愿意用他所有的诗来换取同一个女人的一夜。
　　辩论变得激烈起来。雅罗米尔本想离开，但他是那样沮丧，以至于觉得很难想出适合的话来道别。他怕听见自己的声音；他怕它会颤抖或发嘶，再次暴露他的不成熟和十三岁。他很想变得看不见，踮着脚走开，到一个很远的地方，他可以在那里入睡，等十年以后，他的脸已变得成熟，有了男子汉的皱折再醒过来。
　　那个有女低音嗓子的女人再次转向他：“我的上帝，孩子，你干嘛那样安静？”
　　他咕哝着说，他宁愿听别人谈话而不愿自己说话（尽管他根本没有在听）。他觉得他最近与女友的经历对他宣布的判决是无法逃避的，这个他带在身上象耻辱标记一样的童贞（大家想必都看见了，他从来没占有过一个女人）判决又一次得到了证实。
　　由于他发现自己再次成为注意的对象，他开始痛苦地意识到他的面孔，恐惧感渐渐上涌，他感到他的面部表情正是他母亲的微笑！他清楚地认出了它，那种病弱，辛酸的微笑；他感觉到它紧紧粘在他的嘴唇上。无法摆脱它。他感觉到他的母亲附在他的头上，她围着他吐丝就象一个裹住幼虫的蚕茧，剥夺了他自己的本来面目。
　　他正坐在一群成年人中间，被妈妈的面容所掩盖，被妈妈的手臂从一个他所追求的世界中拉出来，这个世界使他感觉到——渐渐地但又明确地——他那可恨的幼稚。这个感觉是那样痛苦，雅罗米尔拼命想摔掉母亲的面孔，挣脱出来。他极力想加入讨论。
　　他们正在争论当时所有艺术家都在激烈辩论的问题。捷克现代艺术一直声称忠实于共产主义革命；但当革命到来时，它却宣布自己完全遵从一个通俗易懂的现实主义纲领，现代艺术被作为资产阶级颓废的畸形产物遭到唾弃。“这就是我们的困境，”其中一个客人说，“我们应该背弃和我们一起成长的艺术，还是应该背弃我们所赞扬的革命？”
　　“这问题提得很不好，”画家说，“想挖掘僵死的学院派艺术，在装配线上制造政治家们逮捕的革命，不仅背叛了现代艺术。而且背叛了革命本身。这样的革命并不想改变世界。恰恰相反：是想保留历史上最反动的精神——偏执、惩诫、教条、正统和因袭的精神。没有什么困境。作为真正的革命者，我们不能赞同这种对革命的背叛。”
　　雅罗米尔可以很容易地阐述画家的观点，他完全熟悉它的逻辑，但是他讨厌扮演老师宠儿的角色，一个渴望博取赞同的男孩的角色。他充满了反抗的渴望。他转向画家，说：
　　“你喜欢引用兰波的格言：绝对的现代是必要的。我完全赞成。但是，绝对的现代并不是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所见到的东西，而是使我们震惊和诧异的某种东西。超现实主义根本不是绝对的现代——它已经出现了大约二十五年。不，现代事件是正在进行的革命。你未能理解它，这正证明了它才是真正的新生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