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打断他的话。“现代艺术是一场反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世界的运动。”
　　“不错，”雅罗米尔说，“但是，如果现代艺术果真坚持反对当代世界，它就会迎来它自身的毁灭。现代艺术必须预料到，这场革命会创造出它自己的文化——事实上，现代艺术本来也想要这样做的。”
　　“我是这样理解你的，”有着女低音嗓子的女人说，“波德莱尔的诗登在二流的报纸上，所有的现代派文学遭到禁止，国家美术馆里立体派的画被运到地窖里，对此你并不感到不安？”
　　“革命就是暴力，”雅罗米尔反驳道，“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高于所有其它运动的超现实主义意识到，旧的小丑必须被无情地踢下舞台，但它没有感觉到，它自身也已变得陈旧，无用了。”
　　雅罗米尔的羞辱和气愤使他用凶狠的语气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他刚从嘴里发出头几个字，有样东西就使他感到困惑：他在自己的声音里又听见了画家那特有的、权威的语调，他无法阻止他的右臂象画家特有的在空中打手势的姿态。实际上，这是画家与自己，成年的画家与儿时的画家，画家与他反叛的影子之间的一场奇异的辩论。雅罗米尔意识到这一点，感到受了更大的耻辱；于是，他说话愈来愈尖刻。以便为使他成为一个俘虏的手势和声调，向他的私人教师报仇。
　　画家两次用冗长的答辩来回击雅罗米尔的爆发，但第三次他仅仅用严厉冷峻的眼光来回答。雅罗米尔明白，他再也不会成为画家画室里的客人了。那个有女低音嗓子的女人终于打破了痛苦的沉默（但现在她说话的口气不再有伊泽蒙巴德的姐妹们俯在兰波长满虱子的头上的那种感情，而是悲哀和失望）：“我没读过你的诗，但从我所听到的来看，你的诗不可能得到这个政权，一个你如此激烈捍卫的政权的赞赏。”
　　雅罗米尔想起了他最近的那首诗，两个老人和他们的最后的爱情。他开始明白了，这首他特别喜爱的诗，永远也不会在欢乐之歌和宣传鼓动诗盛行的时代得到发表。现在抛弃它，就等于牺牲了他最珍贵的财产，他唯一的财富。
　　然而，还有比他的诗更珍贵的东西，这个东西他从来没有占有过，他一心一意想得到它：他的成年。他知道，只有通过勇敢的行为才能赢得它；如果这种勇敢意味着他将孑然一身，他将抛弃他的女友，他的画家朋友，甚至他的诗歌——那好吧；他决心大起胆子。他说：
　　“是的，我知道我的诗对这场革命毫无用处。我很难过，因为我喜爱它们。但不幸的是，我的感情却不能说明它们是有用的。”
　　又是一阵沉默，接着，一个男人说：“太可怕了。”他真的发起抖来，仿佛寒气彻骨。雅罗米尔感到他的话引起了在场的人恐怖，他们全都望着他，仿佛他象征着毁灭他们所热爱的一切，毁灭使生命有价值的一切东西。
　　这是悲哀的，但也是美好的：这一时刻，雅罗米尔感到自己不仅仅是一个孩子。
　　玛曼读了雅罗米尔悄悄放在她桌上的诗歌，她试图通过这些诗洞悉儿子的生活。但是，呵，这些诗表达得毫不清晰毫不直率！它的真实性是靠不住的、充满了谜语和暗示；玛曼猜测，儿子的头脑里全是女人，但是她无法知道他同她们的关系究竟怎么样。
　　一天，她打开他写字台的抽屉，四处搜查，终于找到了他的日记。她跪在地板上，激动地把它翻了一遍。记载大抵都很简洁，隐晦，但对她来说已很清楚，儿子正在恋爱。他只用一个大写字母称呼他的恋人，因此玛曼无法辨出她是谁。另一方面，他又带着一种激情描写了某些事件的细节。以致玛曼觉得厌恶：他们初次接吻的日期，他们围着公园走了多少圈，他第一次摸她乳房的日期，他第一次摸她屁股的日期。
　　接着，玛曼翻开一个用红字记下并用许多感叹号装饰起来的日期，日期下面的记载是：明天！明天！啊，雅罗米尔，你这个老家伙，你这个秃头的老保守，从现在起许多年后当你读到这里时，记住在这一天开始了你生活中真正的历史！
　　玛曼急躁地在记忆中搜寻与这一天有联系的任何值得注意的事情，她终于回忆起，这正是她与外婆到乡下旅行的那一个星期。她还想起，当她回来时，发现放在浴室架上她最好的一瓶香水被打开了。她曾问过雅罗米尔，他十分窘迫地说：“我只是弄着玩玩。”她当时是多么愚蠢！她回忆起雅罗米尔还是一个小孩时就想当一个香水发明家，她感动了。于是他只是轻轻地责备他：“你已过了玩这类东西的年龄了！”但现在一切都非常清楚了：那瓶香水是那夜同雅罗米尔睡觉的一个女人用的，就在那个夜里，他失去了童贞。
　　她想象他的裸体；她想象着躺在他旁边的那个女人的裸体，那个女人的躯体洒过她的香水，因而散发出象她一样的气味。一阵恶心的感觉掠过全身。她再次瞥了一眼那本日记，看到那些记载在标有感叹号的那个日子中断了。多么有代表性——对一个男人来说，一旦他同一个女人睡过觉，一切就结束了，她厌恶地想，儿子似乎令她作呕。
　　有好几天她故意回避他。后来她注意到他的脸色疲倦，苍白；她确信这是由于过度的作爱造成的。
　　又过了几天她才开始注意到。雅罗米尔的脸色不仅显得疲劳，而且还显得悲伤。这一发现把她拉向他身边，给了她希望：她对自己说，姑娘们造成了创伤，但由母亲们来安慰；她对自己说，有许多姑娘，但只有一个母亲。我必须为他战斗，我必须为他战斗，她低声地重复道，从那时起，她开始象一只高度警惕的、慈爱的母老虎守护在他身边。
　　他通过了毕业考试，带着怀旧的心情告别了同窗八年的同学们。官方确定的成熟仿佛象一片沙漠呈现在他前面。一天，他发现（完全是偶然的，从他在那个黑头发男人公寓的集会上认识的一个人那里）那个石头姑娘爱上了他的一个同事。
　　他与姑娘约会了一次；她告诉他，她过几天就要动身去度假；他记下了她的地址。对他所听见的事一字不提，因为他怕用话明说出来；他担心这只会加速他们的破裂；他很高兴她还没有完全拒绝他，尽管她已有了别人，她还是让他不时地吻吻她，至少她还继续把他看作是一位朋友；他不顾一切地缠着她，愿意抛弃所有的自尊；她是包围着他的那片孤寂沙漠里的唯一的活人；他一心希望他们那即将完结的爱也许还会重新燃起。
　　姑娘离开了这座城市，雅罗米尔却面对着一个灼热的夏天，这个夏天就象一条长长的，令人窒息的隧道伸展在他前面。一封写给姑娘的信（悲哀的，恳求的信）漂进了这条隧道，毫无痕迹地消失了。雅罗米尔想起了挂在他房间墙壁上的电话筒。啊，这个超现实主义艺术的物体如今具有了真正的意义：一个没有连接的话筒，一封没有回音的信，一次没有人听的谈话……
　　整个夏天，女人们穿着凉爽的衣裙在人行道上漂浮，流行歌曲从开着的窗户涌到热烘烘的大街，有轨电车挤满了带着毛巾和游泳衣的人们，游船翻着波浪驶向莫尔道河，驶向南边，驶向群山和森林……
　　雅罗米尔被抛弃了，只有他母亲的眼睛跟随着他，对他一直守信。但这也很痛苦——一双眼睛不断地刺探他的孤独，剥去他的遮蔽物。他受不了母亲的眼光，也受不了她的问话。他不断地逃离家。夜里很晚才回来，然后立即上床睡觉。
　　我们已经提到过，雅罗米尔不是为手淫而生，而是为伟大的爱情而生。然而，在这些日子里，他疯狂绝望地自渎，仿佛他想用这种卑劣可耻的行为来惩罚自己。自渎的夜晚后接着是脑袋抽痛的白昼，但雅罗米尔却差不多感到轻松了，因为头疼使他不去想到穿着夏天衣裙的女人的美，减轻了街道上歌声的色情诱惑，他那昏昏沉沉，没有感觉的状态帮助他度过了漫长的白昼。
　　没有收到姑娘的回信。要是至少有一封别人的信该多好啊，要是有什么东西能冲破空虚该多好啊！要是雅罗米尔曾把自己的诗寄给他的那位著名诗人至少给他写几行字该多好啊！只要几句赞扬的话！（是的，我们的确说过。雅罗米尔愿意用他所有的诗去换取他是一个成熟男人的自信。但是，让我们作进一步阐述：如果人们不把他看作是一个男人，那么只有一件事能给他一点安慰——至少应把他看作是一个诗人。）
　　他再次希望同那位著名诗人取得联系。不是靠一封普通信的方式，而是用残暴的诗意的方式。一天，他带着一把锋利的刀离开了家。他在一个公用电话问前面来回踱了很久，当他确信没有人在看他时，他走进电话间，割下了听筒，以后每天，他都要设法盗走一个，直到搞到了二十个听筒（在这段时间，姑娘和诗人都没有音信）。他把这些听筒放进一个箱子，把它包扎起来，在上面写上那位著名诗人的姓名地址，在角上写上他自己的名字。他激动万分地带着包裹到邮局去。
　　当他从邮局返回来时，有人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他回过头去，原来是他在学校的老朋友，看门人的儿子。雅罗米尔见到他很高兴（在他那单调乏味的沙漠上，任何事件都是受欢迎的）；他怀着感激的心情交谈，当他了解到这位老同学就住在附近时，他便设法让他邀请自己去顺便访问一下。
　　看门人的儿子不再与父母一起住在学校的楼舍里，而是有他自己的一间公寓房子。“我妻子现在不在家，”当他们走进过道时，他对雅罗米尔解释。听到老朋友已经结婚，雅罗米尔表现得很惊异。“噢，真的，我已结婚一年多了。”他用一种自负、得意的口吻说。雅罗米尔感到一阵强烈的嫉妒。
　　他们坐了下来，雅罗米尔看见房间的那一头有一张儿童床，床上有一个婴儿。他意识到老朋友已经是一家之父，而他还是一个手淫者。
　　他的朋友从橱柜里取出一瓶威士忌。满满地倒了两杯。雅罗米尔突然想到，在他自己的房间里根本没有这种提神的食物，因为母亲会对此皱眉头的。
　　“这些日子你在干什么？雅罗米尔问。
　　“我跟警察在一起。”看门人的儿子说，于是雅罗米尔想起他生病在家的那一天，聆听着收音机里传来的人群激动的喧声。警察是共产党员有力的手臂，他的老朋友当时也许就与革命群众在一起，而他——雅罗米尔——却和外婆在家里。
　　是的，原来那些日子他的朋友的确一直都在大街执行重要任务。他谨慎但又自豪地谈到这件事。雅罗米尔感到有必要使他朋友明白，他们具有共同的政治信念。他对他讲了在黑头发男人公寓里的集会。
　　“那个犹太人？”看门人的儿子毫无热情地说，“如果我是你，我就会保持警惕！那是个真正的怪人！”
　　看门人的儿子不断使他困惑不解，他似乎总是走在前面一步，雅罗米尔急欲找到共同之处。他用悲伤的口气说，“我不知道你是否听说道。我的爸爸死在一个集中营了。这件事的确使我震动，现在我明白了，这个世界必须改变，彻底地改变。我知道我的位置在哪里。”
　　看门人的儿子终于点头表示同意；他们谈了很久，当讨论到他们的未来时，雅罗米尔忽然宣称，“我想要从政。”他对自己的话感到惊异；它们象是不假思索就冲出来了，象是武断地就决定了雅罗米尔的全部生活道路。“自然，”他继续说，“我母亲想让我学美学，或法语，或天知道的什么东西，但是我不可能喜欢这些。这些东西同生活毫无关系。真正的生活——是你所投入的那种！”
　　当他准备离开朋友的房间时，他感到这一天充满了决定性的顿悟。就在几小时前，他才寄走了一个装有二十个电话筒的包裹，认为这是一个大胆的、奇特的行为，是对一个著名艺术家的挑战，是一个徒劳而无结果的等待的象征信息，是对诗人声音的恳求。
　　但是，紧接着与老同学的谈话（他断定这个时间的选择决不仅仅是偶然）给他富有诗意的行为赋予了相反的意义。它不是一个礼物，也不是一个恳切的请求；不，他骄傲地把他对回信的一切徒劳的等待归还给了诗人。那些被割断的听筒是他忠诚的被破掉的头，雅罗米尔嘲弄地把它们送回去，就象一个土耳其苏丹把十字军俘虏的头送还给基督徒指挥官。
　　终于一切都清楚了。他整个一生都是在一个被遗弃的电话间里的一段等待，倾听着一个失灵的听筒，只有一个解救办法：尽快地走出这个被遗弃的电话间！
　　“雅罗米尔，你怎么啦？”这个熟悉亲切的问话使他渗出了眼泪；他无地自容，玛曼继续说，“没关系，我了解你。你是我的孩子！我了解你的一切，尽管你不再信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