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之目的，一方面谋国家自身之发达，一方面谋国中人民之安宁幸福。而人民之安宁幸福，又为国家发达之源泉，故最当首注意焉。人民公权私权，有一见摧抑，则民日以瘁，而国亦随之。然欲保人民权利罔俾侵犯，则其一，须有完备之法律，规定焉以为保障；其二，须有独立之裁判官厅，得守法而无所瞻徇。今中国法律，大率沿千年之旧，与现在社会情态，强半不相应，又规定简略，惟恃判例以为补助，夥如牛毛，棼如乱丝，吏民莫知所适从。重以行政、司法两权，以一机关行之，从事折狱者，往往为他力所左右，为安固其地位起见，而执法力乃不克强。坐是之故，人民生命财产，常厝于不安之地，举国儳然若不可终日，社会上种种现象，缘此而沮其发荣滋长之机。其影响所及，更使外人不措信于我国家，设领事裁判权于我领土，而内治之困难，益加甚焉。
　　故吾党以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为次于国会制度最要之政纲也。
　　三曰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
　　地方团体自治者，国家一种之政治机关也。就一方面观之，省中央政府之干涉及其负担，使就近而自为谋，其谋也必视中央代谋者为易周，此其利益之及于地方团体自身者也。
　　就他方面观之，使人民在小团体中为政治之练习，能唤起其对于政治之兴味，而养成其行于政治上之良习惯，此其利益之及于国家者，盖益深且大。世界诸立宪国，恒以地方自治为基础，即前此久经专制之俄罗斯，其自治制亦蚤已颁布，诚有由也。我国幅员辽廓，在世界诸立宪国中，未见其比，而国家之基础，又非以联邦而成，在低级之地方团体，其施政之范围，虽与他国之地方团体不相远，在高级之地方团体，其施政之范围，殆埒他国之国家。故我国今日，颁完备适当之地方自治制度，且正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实为最困难而最切要之问题。今地方自治之一语，举国中几于耳熟能详，而政府泄泄沓沓，无何种之设施，国民亦袖手坐待，而罔或自起而谋之。此吾党所以不能不自有所主张而期其贯彻也。
　　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
　　外交者，一部之行政也，其枢机全绾于中央政府。但使责任政府成立，则外交之进步，自有可期。准此以谈，似与前三纲有主从轻重之别，不必相提并论。顾吾党所以特郑重而揭橥之者，则以今日之中国，为外界势力所压迫，几不能以图存，苟外交上复重以失败，恐更无复容我行前此三纲之余地。故吾党所主张者，国会既开之后，政府关于外交政策、必咨民意然后行，即在国会未开以前，凡关于铁路、矿务、外债，与夫与他国结秘密条约、普通条约等事件，国民常当不怠于监督，常以政治团体之资格，表示其不肯放任政府之意思，庶政府有所羁束，毋俾国权尽坠，无可回复。此亦吾党所欲与国民共荷之天职也。
　　以上所举，虽寥寥四纲，窃谓中国前途之安危存亡，盖系于是矣。若夫对于军事上，对于财政上，对于教育上，对于国民经济上，吾党盖亦皆薄有所主张焉，然此皆国会开设后责任政府成立后之问题。在现政府之下，一切无所著手，言之犹空言也，故急其所急，外此暂勿及也。
　　问者曰：政闻社其即今世立宪国之所谓政党乎？曰：是固所愿望，而今则未敢云也。
　　凡一政党之立，必举国中贤才之同主义者，尽网罗而结合之，夫然后能行政党之实，而可以不辱政党之名。今政闻社以区区少数之人，经始以相结集，国中先达之彦，后起之秀，其怀抱政治的热心，而富于政治上之知识与能力者，尚多未与闻，何足以称政党。
　　特以政治团体之为物，既为应于今日中国时势之必要而不得不发生，早发生一日，则国家早受一日之利；若必俟国中贤才悉集于一堂，然后共谋之，恐更阅数年，而发生未有其期。况以中国之大，贤才之众，彼此怀抱同一之主义而未或相知者，比比皆是，莫为之先，恐终无能集于一堂之日也。本社同人，诚自审无似，顾以国民一分子之资格，对于国家应尽之天职，不敢有所放弃。且既平昔共怀反对专制政治之意思，苟非举此意思而表示之，将自侪于默认之列，而反为专制游魂之后援。
　　抑以预备立宪之一名词，既出于主权者之口，而“国民程度”说，尚为无责任之政府所借口，思假此以沮其进行，则与国民相提挈以一雪此言，其事更刻不容缓。以此诸理由，故虽以区区少数，奋起而相结集，不敢辞也。日本改进党之将兴也，于是先有东洋议政会焉，有嘤鸣社焉，以为之驱除。世之爱国君子，其有认政闻社所持之主义为不谬于国利民福，认政闻社所执之方法为足以使其主义见诸实行，惠然不弃，加入政闻社而指挥训练之，使其于最近之将来，而有可以进而伍于政党之资格，则政闻社之光荣，何以加之！又或与政闻社先后发生之政治团体，苟认政闻社所持之主义与其主义无甚刺谬，认政闻社所执之方法与其方法无甚异同，惠然不弃，与政闻社相提携，以向于共同之敌，能于最近之将来，共糅合以混成政党之资格，则政闻社之光荣，又何以加之！夫使政闻社在将来中国政党史上，得与日本之东洋议政会、嘤鸣社有同一之位置，同一之价值，则岂特政闻社之荣，抑亦中国之福也。此则本社同人所为沥心血而欲乞赉此荣于我同胞者也。
　　问者曰：政闻社虽未足称政党，而固俨然为一政治团体，则亦政党之椎轮也。中国旧史之谬见，以结党为大戒，时主且悬为厉禁焉，以政闻社置诸国中，其安从生存？政府摧萌拉蘖，一举手之劳耳。且国中贤才，虽与政闻社有同一之政见者，其毋亦有所惮而不敢公然表同情也！应之曰：不然。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
　　此今世立宪国国民所常履之迹，匪有异也。今立宪之明诏既屡降，而集会、结社之自由，则各国所咸认为国民公权，而规定之于宪法中者也，岂其倏忽反汗，对于政治团体而能仇之。若政府官吏不奉诏，悍然敢为此种反背立宪之行为，则非惟对于国民而不负责任，抑先已对于君主而不负责任。若兹之政府，更岂能一日容其存在以殃国家！是则政闻社之发生，愈不容已，而吾党虽洞胸绝脱，而不敢息肩者也。取鉴岂在远，彼日本自由、进步两党，与藩阀政府相持之历史，盖示我以周行矣，彼其最后之胜利，毕竟谁属也？若夫世之所谓贤才者，而犹有怵于此乎，则毋亦以消级的表示其默认专制政体之意思，而甘为之后援耳。信如是也，则政府永不能改造，专制永不能废止，立宪永不能实行，而中国真从兹已矣！呜呼，国民恒立于其所欲立之地位，我国民可无深念耶！ 可无深念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