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成长与法制
　　只是中共如要和过去传统上的朝代形式隔绝，那它应当使这新的下层机构成为
　　一个不受拖累，可能生长扩大的经济基础。因此经济也务必要多元化，尽力将互相
　　交换的条件提高，做到高度分工合作。如此，中国解剖学上的型式——一个潜水艇
　　夹肉面包的模样——才可一去不复还。要是能做到这田地，则文革没有白费。虽说
　　十年离乱，它也供给了一个新改组的机会。况且它的摸索也产生不少教训。文革也
　　显示中国在毛的布置之下虽执拗而不能稳定，他仍需要上下之间的法制性联系才能
　　谈得上革命最后成功。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很多国家一经现代化，总是随着有经济上的生长扩充。
　　当中的步骤不能全部预先筹措，大致上只能因内外压力之逼而形成。只是一遇到突
　　破阶段，这运动已替它自已选择了当前的大道。政府的扶助与督导仍然必要，却已
　　处于次要。多元化的社会（plural society）必因着经济多元化而兴起。一种自然
　　而然的现象使这运动加速。也就是说其要点在扫除当中之障碍，不是预作理想上的
　　答案去解决假设的问题。从一切的情形看来，中国已突破这驻点。
　　中国缺乏西方式法制，既有好处也有坏处。西方人士经常提及的一个印象是，
　　内中有多数安分守己的善良中国人民，又有一群贪污枉法之官吏，不外我们所说潜
　　水艇夹肉面包之另一面，本书早已不厌再四提及。这是一个不合时代的体制。因为
　　它的原故，中国上下在过去100年内业蒙受重大牺牲。今日它被铲除，只有极少的人
　　为它流泪。这样的背景使我们想见今后几十年内是从事中国法制生活人士的黄金时
　　代。他们有极多机会接受挑战，尽量创造。针对物质生活的新范围，必有新法律产
　　生。这种工作过去无从提前先做，有如汽车尚未发明之际无从预先构成高速的现代
　　交通管制法案。英国17世纪的经验又使我们体会到，起先看来互不相容之观念，一
　　旦被环境逼迫，到时也可能同时为法律容纳而调和。即是立法程序不及，也仍可以
　　利用司法机关审案的机会补救。
　　再回到上面提及的一个问题：是否中国已在实验资本主义？我们看来，这问题
　　的本身即应重新考虑。当一个10亿人口的国家以超过一世纪的时间完成了一段前所
　　未有的革命，则以前的名词和词汇都有重新审订的必要。现在中国所产生的问题和
　　她背景上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生活条件攸关，因此也有不尽能由西方经验所产生的
　　语词全部笼罩之事例。中国缘于地理上之要求，政治体系初期早熟，使各地方上之
　　利益及地方上的组织无从充分发展先期构成多元社会，只好采用间架性的设计，构
　　成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这种办法贯穿了中国历史。再则栽培扶植小自耕农，除了
　　极少的例外情形，一直是君主时代君臣之一贯方针。施政缺乏纵深，也缺乏对一时
　　一地一人一事之详细掌握。总之就是民法无从展开，私人财产权的各种奥妙也不能
　　在法律面前发挥。反面言之，资本主义之展开必待政府参预。因为将资金广泛流通，
　　雇用外界人士为经理，又构成交网通信和保险事业，无不需要信用，而信用需要法
　　律保障才可能形成系统。中国传统政府无此技术能力，也不愿放弃其道德上的着眼
　　为“为富不仁”的商人打算。所以，仅由它拒绝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就可以阻塞资
　　本主义之展开了。这也就是以大陆的广泛土地为背景的国家与欧美日本体系主要差
　　别所在。中国农村里的剩余既无门径远走高飞作有益的投资，小自耕农般又胼手胝
　　足缺乏资本（小自耕农实际上也是小本生意人．春种秋收间的生活费也是一种投资），
　　则韩丁所叙“剥削”在客观条件上已无可避免。他们在亲戚邻合间的抵当借贷有时
　　只以口语为凭，不一定见文书，倒可以经乡间的强人如保甲长及缙绅强制执行，因
　　为不如此则关系地方治安。有时候尚用不着麻烦衙门里的父母官。
　　中共已把这癌症式的复杂情形大刀阔斧肃清。有了以后历史之发展，才使我们
　　了解其真意义在豁除社会组织上的含糊情形，并非将私人之存积资本全部禁绝。在
　　经济发展的程序上讲，中国迄今在“原始存积资本阶段”，大多数人民尚没有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