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个星期。韩丁提出，在1947年的一次会议，有1700个代表参加讨论了85天。
　　这样一来，中共与毛泽东替中国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重分土地之后，不
　　仅使以后组织农民合作社和公社相当容易，同时毛和中共也构成了一种发号施令之
　　体制，由以万计的村民大会一直向上结合而成。它们又有农民协会和贫农团体支持。
　　某些单位等于选区。有了这样的力量摆在他们后边，中共从此对付国民党的军队已
　　无实质上的困难。国民党军所辖疆土日蹙，防线也愈退近各市区的城垣。
　　1950年间的成功，加上与美军作战至少也打得一个平手，大为增进了毛的威信。
　　经济方面的成功也不难道出：1949年以前中国可谓有三个不同的经济体系。在东北
　　原来有“日满鲜”体系，东北的生产和分配只向日本与朝鲜的配合。沿海的城市经
　　济大体向外，由国际力量支配。中国内地既为农民丛集之区，一向被遗弃如孤儿。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三位一体，全部经过共同管制。苏联援助数量极为有限，但是
　　无耗费的放在有效之处实施，也发挥了功用。农地集体化，除去了当中的阡陌，减
　　少了荒废，也节省了人工。中国的工业本来就级位低，又受多年战争损坏，所以经
　　整顿培植，新状态就和以前豁然不同。只是以上的条件都只一次有效，而缺乏循环
　　性。到1958年，所有有利条件或已用尽，或无从继续。
　　在这关头，毛泽东1958年提出的大跃进显示他以为，只要有意志力，任何问题
　　都可解决。“后院炼钢”成为一时风尚。当各种事业缺乏资本的时候，毛认为，鼓
　　足干劲，筋肉上的额外付出能创造资本。当经济内服务性质的事业用到尽头时，他
　　认为即地生产可以省除必要的交通，并规避科技之需要。这样一来他创造了一种新
　　的原始经济，凡他力所能及，所有因素都超过限度做到极端。他力之不及，则虽必
　　需却令其付诸阙如。自此，这些原始的细胞之间产生了各种不平衡，即使各自有成
　　也无法利用。这和现代经济原则相违。后者抓住各地区和各因素间之不平衡，将一
　　种互为协定的办法使一切整体化，而在更大的地区及更高的层次取得平衡。大跃进
　　的灾害已经传遍。可是在这错误的后面仍有一种不同的人生哲学。1958年年底，刘
　　少奇指摘毛泽东时以为他已创造了无阶级社会，平等取得日常生活之必需品即是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样就算得上共产主义，中国的社会也无须进入社会主义
　　阶段了。这一切，刘综合称为“一个乌托邦的梦想”①。
　　经济企划失败，加上苏联收手及收成无起色，毛泽东的命运跌至最低点。可是
　　他不甘心。他以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再度出场。这看来也奇怪：如何一个人会有这
　　样的力量？而事后全国都认为这一切都是“错误”、“离奇谎言”、“恐怖空气”？
　　这样，我们如何说明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
　　简概说来，文革不能以参与者的言行解释，甚至不能因在其近旁观察者而获得
　　适当解释。它在历史上的意义可能尚在毛泽东本人理解之外。毛做农民运动前后40
　　年，也解决了历来在中国历史里使每一代人都感棘手的大问题，他并作诗自为炫耀。
　　在其过程中，他也有两弟一妹一妻一子惨死，他却觉得他的权力足以保全他创下的
　　运动。同时，不要高层机构着手的广泛群众运动也是他的一贯作风。他既有人之弱
　　点，也可能在给新兴官僚和一班文学艺术家打击时感到恶意的满足。很少人提及，
　　毛所创的低层机构从未与上端构成组织结构上的联系，而只因事情不能以固定的意
　　识形态为凭。一到实际的政治作风露出真相时，毛泽东即想不出自己为何必须放弃
　　他做中国革命发言人的地位。这时候他只要和林彪联络，又动员红卫兵，就完成了
　　重新夺取领导权的一切准备。
　　毛泽东虽孜孜不倦读史，却想不到自己不过历史的工具，他，毛泽东，一生事
　　业也不过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环。他已经扫除了农村内放债收租的陋习，过去这
　　习惯如癌症般影响到乡村里每一个细胞的健康，阻挡中国的现代化。可是要把因此
　　而产生的均平主义当作最终目的，从今之后一切都维持原状，那他的土地革命也不
　　过产生一种现代形式的“均田”。从过去的经验看来，这种制度纵有政府下令保护，
　　亦无从防制日后的侵蚀。毛好像不是对此毫不知情。他是否确曾嘱咐江青不要搞
　　“四人帮”，暂且不说。无可否认，最后几年他已与林彪疏远而决绝，而且让周恩
　　来与尼克松及基辛格接触。至此看来，他已经在寻觅另外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