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或4D年前无人曾预料中国之土地革命将造成一种新的低层机构，它的用处
　　在使中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当时对共产主义有极端信仰之人士亦不过含糊提及要
　　在农村“将生产力解放”。其他人即以为经济上的平等本身即是目的。这样的看法
　　显然也是毛泽东的着眼，不然他日后不会再发起不合实用的文化大革命。只是从文
　　化大革命及内战之后果看来，历史在长时间内所表现的合理性可能与组织这些情事
　　者的初心相违。
　　这也不是说毛泽东在历史上的成就应当小视。40或50年前极少人能有长远的眼
　　光看透中国的前途将从一只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上改造着手。经济上的建设应当
　　注重最前进的部门。与农民为伍，不无人道主义的吸引力，要假他们之手改造中国
　　的命运，听来则不免荒唐。可是只毛锲而不舍，事实之展开终如他之谋划。他的运
　　动既要勇气，也要耐性；一方面出于机巧的计略，一方面也靠好运高照。这些条件
　　汇集，才有人民解放军的成功。此中也有一种命运上的错安排：传统倾向于均一雷
　　同，以争取动员时的简单，终能抵挡住对方使用科技的优势。这优势不能全面分配，
　　在战场上反足为使用者之拖累（虽然稍有出入，这基本战略也被越共使用，日后使
　　美军的优势无法施展）。并且在内战期间，毛之野战军有意避免高层机构。中共统
　　治之下极少有大城市。都市文化故意不要。大部队只用无线电联络。在战场上军事
　　人员和政工人员暨经理人员一般灵活互相调用。在双方互予彼此极大之损害后，这
　　农民军的乡村性格使它元气容易恢复，为国民党军队所不及。
　　可是毛泽东的农村改造更有长远影响。中国的农业问题在战前已由贝克（John
　　Lossing Buck）、陶尼（Richard H．Tawney）和费孝通等人提出。这问题的根源
　　也可以从各种方志上看出，总之是耕地短绌、人口过剩、农民负债。可是及至详细
　　情形经过实地报告提出，当中问题之庞大与严重，仍足以使从事工作者惊讶。佃农
　　问题并非一切不平的所在。耕地有时分割得如房间大小，耕牛无从转身。有时所谓
　　地主与佃农只有大同小异，彼此距挨饿不过只两三步。放高利贷已是千篇一律，及
　　于放贷者的亲戚与邻舍。所谓剥削也包括雇人工作而给予低过生活费之工资。在这
　　种情形之下，即是要劫富济贫，也难划分界线。这种种现实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事
　　迹。当初农村问题本已严重，最少近几十年来又无人过问，只令之江河日下，况又
　　内外煎逼，农村且还要承受战争与灾荒的后果。
　　毛泽东乃是古今一大宣传家，他认为“蒋介石与美帝”应对这情形负责。在他
　　笔下，凡是中国传统内之事物全可以称为“封建”。内战期间，凡是青年男女受过
　　教育或只有几分教育的，都全部募来组织战线后面的工作。中国既已有了整个年轻
　　的一代对现状不满，中共不愁召集不到充足的干部。
　　美国作家韩丁（William Hinton）已将山西省一个村庄里土地革命的情形写成
　　专制《翻身》出版，也可视作一种古典型的纪录。斗争以恐怖政策起头。一批乡间
　　的流氓地痞先进入乡村将这村庄制住，中共的干部也用威胁利诱的手段鼓动村民。
　　村民因为过去文教的束缚不愿出头，几经怂恿才提到各人恩怨。等到情绪被激起，
　　他们即将村中若干生活过得去者的家产没收，也有好几个过去为恶的人被当场打死。
　　可是这一切也还不过是一段序幕。一到中共的控制稳定，整个地区也在掌握中，另
　　有一批新干部进入。过度的行为被检点；对过去之事寻差报仇也不再继续。村民开
　　始行使他们的选举权，整个地区内共产党员的名单也开始露白。所有党员都要—一
　　在人民面前对账，称为“过关”，凡是被村民否定者不得为共产党员，或也要改造
　　学习。各干部将马克思的劳力价值说（一切价值出于劳力）教与村民。重新分配土
　　地时固然视家庭内之需要，也顾及其已有之劳力。事无大小，共产党员均不厌其详
　　的—一区分。其所作调查统计之细超过任何习惯之标准。用道德规劝的时候也贯穿
　　各人良心。毛泽东与共产党人执行土地改革之精，确实令人惊讶。读《翻身》，一
　　个读者可以体会到整个社会实际上已解散，一切重新做起。卢梭所谓“高尚的野蛮
　　人”在此时出现，也开始组织他们的“社会契约”。主要的行动全经过协定，详细
　　规划，初步试验、修订，付之实施、重新检讨，到第二次修正才能算数。在村庄之
　　外，地区工作人员检讨他们的工作时，其扩大会议可以纠集到几百个代表讨论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