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满足其要求，不再施以更多压力。强硬派如额尔金及巴夏礼（Henry Parkes）
　　已离华，一批新外交人物如英国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美使蒲安臣
　　（Anson Burlingame）和任中国总税务司之爱尔兰人赫德（Robert Hart）都主张双
　　方开诚善意相待。他们相信，若予以适当鼓励，中国为本身之利益，亦必将门户开
　　放。同时恭亲王为“议政”，辅助幼年皇帝同治（本名载淳，1862一1874在位），
　　也觉得条约带来的天地无从规避，中国理应对条文真实的履行，不当妄想借机废除
　　再回复以前外夷进贡的局面。因为这种和谐之气氛，自强运动一时有了长足进展。
　　1861年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待外国使节，管理因条约而产生的各种
　　事务，与旧式的部院同时存在。又设同文馆，教授外国语言，不久其他类似的学馆
　　也开设于各通商口岸。辉登（Henry Wheaton）所著之《万国律例》（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于1864年译成中文，由总理衙门刊刻成书。与太平天国决战
　　之最后几年内，中国以学者出身而总管军事之人物对轮船及新式器具有极深刻印象。
　　所以一到太平天国剿平，曾国藩、李鸿章和另一湘军领袖左宗堂都借着他们在各处
　　为总督的地位，于南方大城市设立机器局和造船厂，其器械由海外购来，也雇用外
　　人技师。至1870年后与欧洲各国关系再度恶化，这种举措亦并未终止。轮船招商局
　　设立于1872年。一群中国学童被派在美国留学。开平煤矿始于1876年，在天津附近。
　　这期间内，中国城市也开始有电讯的联络。
　　有了这些活动，自强运动表示着一种意志单简的目的：中国希望借西方之科技
　　以充实军事力量而已。改革者所需要的乃是轮船与枪炮，所以他们设立的是船坞与
　　兵工厂。所有的改革也与其他部门隔离，以免妨碍旧有法制规章。所训练的“洋务”
　　人才，预定为中国旧式官僚手下之技术助手，所以传统教育制度不因之而更变，科
　　举取士的程序也原封不动。
　　这有限目标始终无法获得，原因不能解释。当时人所谓“洋务”，实际为“西
　　方事物”，乃全部西方现代物质文明所产生之后果，缘于社会上注重效率，在各处
　　请求准确之所得。这和中国的官僚组织立场全部相反。后者有了一个庞大的架构，
　　一向站在非竞争性的立场，几百年来只望维持一个大体过得去的标准，以保持内部
　　凝聚力。因生活方式之不同，西方采取重商主义，中国维持农业社会习惯。这习惯
　　之不同，影响到每一件兵器的制造者和使用者，更别提到他们的组织人与协调人。
　　这差异也在每一日发生影响，在每一行动之中发生影响。
　　这些兵工厂和造船局设立时好像商业组织，可是它们没有相对的公司可以发生
　　商业上的关系。他们为制造者，可是社会上没有材料与零件供应者和推销员。它们
　　与外面有来往，其关系也松懈。组织中的账目无从认真核算。他们也无从编制预算，
　　因为政府本身尚无预算可言。人事之管制必漫无标准，因为中国全部的经济生活即
　　缺乏人事管制标准。
　　称以上情形为“腐化”，可能对整个问题产生错觉。腐化必由以前正常之形态
　　恶化而产生，用如此道德上的名义加以谴责，则必须承认事前已有一个完整体制。
　　在其恶化之前确曾站得住脚。
　　事实上它站不住脚。一个测验立即于1884年来临，中国由于对越南之宗主权与
　　法国发生战事。短时间内法国舰队使台湾基隆炮台无所施其技，也占领了澎湖。法
　　国人回顾中国大陆之际，他们只花了几小时就破坏福州的船政局，这马尾船厂过去
　　也由法国资助而开办。
　　1885年中法之战结束时中国觉得藩篱尽失，其弱点也更暴露，以后只能挺身而
　　作生死战。10年之前，日本即已不顾中国主权，径自征台。在中国西北角，俄国又
　　已攫取一大块土地。公元1881年彼得堡条约名义上尚称为中国外交上之胜利，可是
　　中国仍要向沙皇付卢市900万，而且失去巴克哈什湖一带疆域。与法国停战之年，英
　　国也夺缅甸为其保护国。
　　19世纪末期，因着西方工业革命之成熟，已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任何斗争
　　之失败者，都可能被视为品格低劣。中国在外交上一贯的失败也愈使自强运动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