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流寇及满洲人的内外侵扰，财政早已破产的明朝迅速崩解，清朝大军随即
　　在吴三桂等开关延领下，入主中国。尽管他们是来自长城外的异族，尽管他们曾因
　　实施薙发令和文字狱，而大肆屠戮汉人，但在他们刻意弭平满汉间歧异的努力下并
　　未引发大规模民族冲突。相反的，历经清初四帝的治世，清朝成为满洲人和汉人共
　　同的帝国。
　　满清入关之后，地方上之抵抗首先在长江下游零星展开，以后又在湖广与广西
　　持续进行。看来要是有合适的领导，各地方人士不是没有牺牲的决心。那么他们何
　　以当初又如此的短视不慷慨捐囊，筹募适当的人力与物力拒敌于千里之外，及至清
　　兵犯境才仓促举兵？
　　这一类的问题没有简单直捷的答案。
　　此悲剧牵涉之广泛，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检讨当中主要的几段发展。历史家似有
　　公议，认为明代之覆亡由于财政之破产。迄至1644年明军欠饷达白银数百万两，很
　　多士兵已经年累月领不到饷。一般看法则又称，自军兴加饷以来，各地税收过高，
　　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赋税有附加，超过全国纳税人力之能及，而是现有的财政机构本
　　身，力量脆弱，经不起动员的压力，在执行任务时先已拖垮。
　　其崩溃有好几个原因在。第一，当明帝国两面作战的时候，军费应由比较丰裕
　　的地区担当，可是既无适当的统计数字，又缺乏执行时的威权，户部只好将额外征
　　收数平均分摊在全国各州县上，其计算则根据各省的耕地。这数字既不正确，且早
　　已过时，结果使某些原来应受接济的县份更为不堪。早在1632年各处缴解中央政府
　　的欠税数即达百分之五十以上，以县计即已为全国县数的四分之一，当中有134县分
　　文未缴。第二，即在各县之内，新增税也是以同等税率加于所有纳税人头上。过去
　　捐资纳捐可以使某些纳税人一次向政府整数贡献，之后就得到了忧免的特权。迄至
　　朝代覆亡前夕，有些县份一县即有如此的特权一数1000户以上，所以付税的责任只
　　有被转嫁到低门下户间去，而他们最无力应命。第三，所有军费，极少例外，概用
　　白银支付，而大部分出自长江以南。每年北运数预计约为2000万两。当日全国民间
　　所有之银，据时人估计，可能为15000万两，所以其赉付之数量过于庞大。第四，即
　　使此庞大数目之银两如计划北运，其运转也缺乏民间经济的支持。在16世纪末期，
　　原来南方各省每年向北京及北方边镇输银500万两，接收之地区即用此数购买棉花、
　　棉布以及其他产自南方的物品，使银两回笼。可是因军需而北运银两突增的时候，
　　却没有另作安排，保证此数目之南还。向从来罕用银两之处抛散大批银两只有使物
　　价昂贵。即在公元1619年，总督熊廷弼已提出在辽阳纵有银两亦无法买得所需之衣
　　服装具，因他亲见士兵裸体穿甲，无内衣可言。兹后监察官员报告，发付之银两并
　　未正常使用而为将领所中饱，并随即将银两送回内地。
　　满洲人和造反之农民军与货币经济不相关联，完全避免了上述的问题。
　　改造帝国
　　对满洲人讲，1644年6月6日进占北京，开始了朝代的接替，为使清朝的权威下
　　达民间永久有效，他们必须在组织期间提出一套办法。加上汉人的合作，他们可以
　　如计划执行。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有心改造一个大帝国，使之复苏。所以以清代明，
　　并非等闲。
　　当他们站住脚跟之后，他们即将八旗制度行于华北。一“旗”并非一个战斗单
　　位，而像一个军管区，它下辖若干军屯单位，在作战军需要兵员之际，各按预定之
　　额数供应。公元1646年及1647年，华北地区被指定承担加此之组织．“圈地”开始
　　之日，被圈入的人户强迫另迁他处，于是留下来的农地房舍，拔为来自东北的八旗
　　人户之用。前朝所严重感觉到的兵员与军需等问题，至此大为和缓。旗兵以前蹂躏
　　的中国边区，兹后反成为当地的保护人。
　　在南方作战，满清以明降人作先驱，压制了所有的抵抗。亡明的三个皇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