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是一种家庭工业，妇女纺纱可以补助家庭的收入，在贫困佃农的户内尤不可少。
　　虽说这与欧洲同时的“外放分工制”（Putting-out system）有若干相似之处，单
　　独的有这样的安排却不足以使社会经济改观。总而言之，提倡晚明中国经济有突破
　　的说法，有它基本的弱点在。与当日带服务性质之事业无从展开的情形相较，这种
　　说法不攻自破。这时候无银行，无发放信用之机构，保险业始终未被提起，相反以
　　高利贷为主的当铺倒以千计。此时也没有适当的法律和法庭组织足以提倡现代型的
　　商业，而促进资本之存积。何况支持现代商业的法律程序以私人财产权作基础，首
　　先即与孟子道德观念相反，而后者正是官僚体系奉为天经地义的。本书前面也曾提
　　及，明政府自15世纪中以来已无从制定有效的货币政策，当这么多必要的因素全付
　　之阙如，现代商业如何能在中国发展？
　　科技的进展经过宋代之最高峰后，明朝缺乏继续之进展。从丝绸之纺织至陶瓷
　　之焙烤，特殊之机械设计及处理，似乎都端赖技工的眼光。水力工程及药物学因具
　　有实际需要之价值，明人在这两方面颇有作为。可是无意于节省劳动力和不注重以
　　探索知识为其本身之目的，可能为停滞的原因。因为中国人既已有了现阶段的成就，
　　如果继续研钻，似乎不难引至利用更高深的数学工具，获悉宇宙内更奥妙的神秘。
　　在农业方面，明代特别值得提出之处为烟叶、玉蜀黍、甜薯及花生自新大陆输
　　入。后面两种农作物因其可以栽种于前未耕耘之山地，对于解决食物问题更具有特
　　殊之价值。可是在农业技术方面说，明代甚少进展。元代忽必烈所颁发之《农桑辑
　　要》内中图释之农具，几个世纪之后再无增进，可见得传统的农业技术在相当时间
　　之前即已达到其最高限度。
　　然则明朝尽力使中国内部均匀一致则超过以前任何朝代。中期之后华北即无异
　　族逗留的痕迹，华南有了省区之间的移民，使人口更能疏散到广大的地区，也使西
　　南之少数民族更感到压力。历史上估计中国的人口，总多少带有冒险性。可是中外
　　学者已有共同的观念，认为公元1760年前后，中国人口巳接近15000万，这是历史上
　　的最高点。虽说明律不许人民泛海，事实上向东南亚各国移民好像未曾间断。公元
　　1567年明政府已片面开放福建之月港，当地接近厦门。以后国际贸易相次展开于广
　　州及澳门似从1578年始。
　　利玛窦于公元1595年来到南京，1598年到了北京，留下了一段有趣的晚明纪录。
　　我们今日看来，可以想见中国在16世纪末叶，颇像一种玉制的装饰品：从美术的角
　　度看来有它本身之完满，可是在结构的方面看来实为脆弱。因为受着法律和制度的
　　限制，内部的增进已至极限。用不着说，这样一个国家不容易动员，对外界的压力
　　亦缺乏抵御的实力。
　　张居正与万历皇帝
　　实际上在利玛窦行经大运河北上之前，大明帝国已经尝试着穷最后之力作一番
　　振作。这运动是由张居正一手经营，他这时是首席大学士，同时也是朱翊钧（即万
　　历皇帝）的导师。当万历在公元1572年以9岁登极之日，张居正因皇太后之信托，成
　　为皇帝的保护人。他和宫内的首席宦官有了默契，于是行使职权时具有相当的威望，
　　有如宰相，只是没有宰相之名目。他将自己的亲信布置在内外机要之处，也将自己
　　权势推广至朝臣之监察弹劾部门和文书教育部门，同时亲身管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张居正不辞劳瘁，经常以个人之书牍和各地巡抚总督谈论国事中之各种问题，所以
　　各种方针与政策事前已有了默契，当各臣僚建议于御前．而张居正以大学士的资格
　　代皇帝批答时，不过将经过协定的谋略具体化。张居正既有人事权，便常引用各人
　　的升迁为饵来笼络部属，张居正以这种方法独揽国事达10年之久，迄至1582年他刚
　　57岁却出人意外的溘然长逝。
　　张居正具有智谋，精力充沛，也会使用手段，而且经恒持久。他遇到最大的困
　　难乃是明太祖朱元璋一手造成的大帝国自创立之始即不容改革。它不像一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