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乃自现有各种税收内统添上一种“兵饷”的附加税，所征收限于为倭寇侵扰的地
　　区，只因为附加率低，收集时尚不发生太大的困难。只是有些县份之内原有税额已
　　近于最高限度，再经过此番之附加，则所有可以征收的税源至此用罄，以后再想增
　　税，即无能为力矣。
　　在北方蒙古酋领俺答（Altan Khan）自1540年间即已从各部落间构成一种力量
　　庞大的同盟，起自今日中国之东北，西迄青海，所以他能在一次战役中投入10万战
　　士。自1550年代以来，每到秋天即来犯边，无岁无之，有时甚至逼至北京郊外。所
　　幸俺答无农业基础，为他眼务的汉人，人数稀少。1570年俺答之孙投奔明军阵内，
　　中国防区将领乘着这机会与俺答媾和，授之以顺义王的名号，允许他每年互市，又
　　予以津贴，自此之后，终明代，蒙古人未再为边防之患。简概言之，倭寇及俺答之
　　侵犯，虽说一时局势紧张，其为患仍不深，未能逼使明帝国改组。
　　我们今日看来明朝末季停滞而无生气，可是当时人的观感很可以与我们的不同，
　　特别是身兼地方上绅士的官僚，他们习于一切维持原状，在这种永恒不变的环境之
　　中，个人生活不是没有令人心悦之地，大凡个人在科举场中得意即有社会上之名望，
　　而做了中等以上的地主，其优秀阶级的地位已有了相当的保障。这一时代地产换主
　　的情形经常有之，反映着社会上的流动性依旧存在。大概一家一户之盛衰与科场之
　　成败互为表里。此外不论做清官或贪官，只要像我们现代人物一样被逼着至死方休
　　地求长进，那么只要做了几年的官便可以退居林下，虽然不足以过奢侈的生括，至
　　少也可以舒适地享受清闲了。
　　明代的文艺
　　这种种条件构成一个注重内思的宇宙，在散文、诗词和绘画诸方面表现无遗，
　　在哲理谈论上也可看出。明代的艺术家极少例外，都属于缙外阶层，这批优闲人物
　　逃避了世俗间的繁忙，他们目光所及的世界，表现着他们自己心境上的灵感。明人
　　所写小说至今犹为人欣赏，其题材有历史与社会背景，又及于色情与幻想，可是最
　　流通的小说，每篇都各有天地自成一系统。作者有把握地将人物和事物以极大规模
　　的结构盘托出来，但通常其组织不脱离对称与均衡，在其衍进之间造成一段大循环。
　　即使是现实的描写，也被笼罩于一原先具有轮廓的宇宙之内。如果还不算，小说家
　　又在每章段之间以韵文和故事穿插，表现出作者的智慧，超过日常生活的畴范。这
　　样看来，这种小说家的艺术可以与日本之石铺庭院相比。
　　明代最大的哲学家王阳明。他将佛家顿悟之说施用于中国儒家的思想体系之内。
　　只是迄至明末，王之借重于自然的倾向，被极泛滥地引用，因之也产生了不少的王
　　学支派，这和王阳明的注重纪律有了很大的区别。
　　从缙绅官僚阶级的立场上讲，教养在先，富庶在后。学术上之精到，文质上之
　　选择和举止上的合乎大体超过一切。所以利玛窦（Matteo Ricci）于公元1583年来
　　到中国时，他赞美这国家是由一大群的“哲学家”管理。可是向人炫耀为人之常情，
　　尤以暴发户为甚。一个缙绅家庭可能在门前树立几桩旗竿，以表示子弟进学中举以
　　及捐输为监生的人数，地方上显赫人物也有在轿前摆布着一大堆的随从；修筑花园
　　和精制桌椅使富庶之家的屋内外更为讲究，这在明末风靡一时；收藏艺术品也成为
　　风尚，古物尤被珍视，有时一块古砚可以值银30至40两，足为农家全年用度。
　　经济制度仍难突破
　　可是所谓资本家在这时代产生的说法并无根据，虽说间有商人成为巨富，但数
　　目极少。农业商品化也只有间或一见的例子，并且缺乏继续经营的证据。制造棉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