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棣最后几年内，此地区的税收，已开始累欠。中国人民的欠税一般有传染
　　性，很多纳税人看到邻居不付税也依着照办，他们也知道如果欠税的人多，衙门别
　　无他法，只有将一部豁免，于是无论有力摊付与否，他们都同样地拖欠。公元1430
　　年苏州府一府即欠税达800万石，是为此地三年应缴的额数。所以朱瞻基登极之日，
　　井没有继承到一个舒适的皇位。
　　安南的问题与长江三角洲欠税的问题一时俱至，年轻的皇帝不得不采取果断的
　　行动：他提议从安南撤退，立时使朝廷意见分裂，因为这地区名义上已构成中国之
　　一行省达20年，当然是全帝国之信用和威望所攸关，所以朱瞻基不得不利用本人权
　　势去堵住主战派之嘴。当全部撤退付诸实施时，他也赦免了已判死刑的司令官。对
　　付长江三角洲的问题，他则任命周忱为当地巡抚，此人无官僚习气，而勤于任事，
　　兹后他任巡抚达20年，远超过朱瞻基的在位期间。他的办法是将减税的方案不彰明
　　昭著的施行，因之避免了向时下压力屈服的窘困。他也经常巡视各乡村，与农民展
　　开对话，调查收税纳税之程序，研究拖欠付税的远近原因，同时将过程中各项罅隙
　　填实，将零星的错误纠正。关于货币问题，皇帝接受了户部尚书的建议，此人即是
　　祖父朱棣囚禁了3年的夏元吉，其建设新辟一些商业税，所收全用纸币，以和缓通货
　　膨胀。朱瞻基井未全部停止郑和的航行，但减少了举行的次数，他御宇十年之内只
　　批准了一次。此外，他也延缓了无数的建筑事业。
　　他的政策全站在消极方面，因之不能扩大帝国的威权，也不能增加其声望。假
　　使没有采用这些更正的步骤，以后的结局如何殊难断言，可是从需要撤退和紧缩的
　　程度看来，我们至少可以说，如果环境的开展与事实上的情形稍有差异，朱棣在历
　　史上的声名很可能和隋朝的第二个皇帝杨广等量齐观。
　　缙绅成为社会的中坚
　　当朱瞻基在公元1435年去世时，大明帝国已不复可能由上端随意地操纵把持。
　　中国的朝代以一种权利的架构筑放在一个大规模的社会基础之上（纵使我们并不把
　　经济因素介入），所以它不能随意创造，或随意的颠覆去适用于短时间的目的，即
　　使根本上的改组也不能避免某种程度的暴力出现。当朱元璋主持国 政时，当日的
　　社会尚在一种游动状态，可以由他以勤苦节俭的情 调组织摆布。他的农村政策，
　　主要仍是地方自治，尽量的避免干涉，所以其精神为简单节俭。他的文官组织充其
　　量也不过8000人，薪给之低，即依中国的标准看来，也算特殊，因为朱元璋自己以
　　农民而为天子，在他的心目中，官僚之为人民公仆，就必定要照字义上成为公仆。
　　在类似情形之下所有称为“吏”者，也另成一系统，尚且是官僚组织之下层。多数
　　的吏员系奉召服务，一般不给酬，如果他们有薪给的话，最多亦不过维持家室的食
　　来而已。
　　这时候每一个村庄沿照朝廷的指示制定它的“乡约”。又构筑“申明亭”和
　　“旌善亭”各一座，村民之有善行及劣迹者，其姓名由父老查明公布。此外，村民
　　因为遗传、婚姻、财产交割，及殴斗而发生纠纷者，也由父老在这两座建筑物前评
　　判分解。
　　每当农历正月及十月，一年两次，各地方主贷“乡饮”，所有的人户都要参加。
　　在分配饮食之前，有唱礼、演讲，宣布朝廷法令和批评乡民不守规则行为之各种节
　　目，如果有劣行的乡民规避被指责的程序，则由全体与会者指摘其为“顽民”，按
　　情节可呈明政府，充军边疆。这样一来，所有地方政府按部就班的职责都已经在乡
　　村中实施兑现，于是官僚即可以在城垣内执行他们的任务。在朱元璋的时代，所有
　　官僚除非特准，否则不许下乡，如有擅自下乡的，可以以“扰民”论罪，判处死刑。
　　经过70年之后，以上各种法制规章大致已被时代淘汰而不复生效。文官组织已
　　经一再扩大，其员额超过当日2倍而成长至3倍。一般官僚生活舒适，即使名义上的
　　薪给如旧．他们已有各项半合法的额外收入。当初的14，341殷实的户口此时已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