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我们今日遇到书中此类事迹，也要将原文反复阅读、才了解传统政体之中，宁
　　失于松懈，不能求效过功。如果领导者放弃了雍容大方的宽恕态度，其下属则无所
　　不用其极。阿合马和桑哥看来都没有掌握到此中情节的微妙之处。他们在企图提高
　　行政效率时，可能脱离了传统忠恕的范畴，他们的对头即可因为他们技术上的错误，
　　扩大而成为道德上的问题，谓之死有应得。
　　财政问题
　　经过很多改革的失败，元朝财政一直没有成为定型的机会。华北的税收即与华
　　南不同，在华北租庸调成为一种体系的制度，亦就是税收以户为单位，虽说内中仍
　　有差别，但足其可能地使各 户所出相等。这是契丹与女真留下来的遗物，他们需
　　要同等简单的税制支持他们的军事动员。可是在华南，元朝仍如宋朝按 亩收税。
　　再则忽必烈和他的父兄一样，将一部付税人户分割为“封禄”或“投下”以作为15
　　0个皇亲公主及文武功臣的私人收入。被封人派经纪去地方政府监接收纳，但不得以
　　各人户的地产作为自己的庄园，或是将他们当作农奴看待。“投下”最大的包括十
　　万户，小的不过数十户。他们的存在也产生了无数的纠纷。
　　从表面上着来，元朝课税程度较以前各朝为低，而以江南尤甚。在兴师灭宋前
　　夕，忽必烈称凡南宋所征之苛捐杂税一律除免，只依正赋作主。事实上他无法说话
　　算数，他出兵海外即用各种非常之征发支应，只是这些征发停止之日，扩充税收的
　　办法又无成果，但至少在表面上和法制上，税收的程度低。因之忽必烈也为以前的
　　历史家所歌颂，而实际上他既未作全面改革，也未将现有制度固定化，使他的接位
　　人日后为难。他们既不能以正规收入应付支出，只好大量印钞，造成通货膨胀。
　　从宏观的角度看来，蒙古人这一阶段是中国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间的过渡阶段。
　　元朝承接了唐宋的成长与扩充，在科技方面尚有继续之增进，可是它没有投入新的
　　燃料使这运动不断地进步。当它在财政上无法突破，让税收数迟滞于低层，又强调
　　“农业第一”的情形下，它实际上已将第三帝国的收敛态势预先提出。后者只要加
　　入内向和不带竞争性的格调，即可以完成这历史上的大转变。而这情形也就出现于
　　明朝。
　　帝国末路
　　中国历代创业之主乃是创制法律的人物。他们可以在各种情况尚未稳定，一切
　　有如流水之际，独自以武力作主，指挥仲裁，以强制执行其意愿，因之在历史上作
　　大规模的调整。这情形在蒙古入主的时期最为显著，因为蒙古人的武功有排山倒海
　　的趋势。再则元朝一切作为被忽必烈一手垄断，他的后人只能随着他的规划，很少
　　有所调整。虽说如此，我们仍不能忘记这一切大致上还是地理环境所赐。马鞍上驰
　　骋自如的骑士借着自然的力量征服了大多数在小块土地上种田的农夫，却缺乏组织
　　上的技能，使两方同时受益而前进，而彼此结合，却又无法保存这征服者文化上的
　　本来面目。
　　忽必烈晚年被痛风病纠缠，他从未在南方强热的地区感到舒适。当他即皇帝位
　　之前，每年暮春及初秋之间都去上都（今察哈尔之多伦）避暑，极少间断。以后的
　　继位者也因循着这春去秋还的办法。然而传统帝制，经常需要天子作人身上的仲裁，
　　皇帝久离大都（即北京，详前）不是增加互信的好办法，皇位之继承也因之发生了
　　大问题。忽必烈于公元1294年去世时，皇位由孙子铁木耳（Temur）所得，在位13年。
　　此后26年之内，出现了8个皇帝。如同传统一样，新旧交替很少不生阴谋及宫闱之变，
　　给人看来，情形极不稳定。随着这八个皇帝之后，又有元朝的第11个皇帝，他倒在
　　位35年，可是他也是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在明军入大都时奔回漠北，使元朝在中
　　国历史里成为一个被驱逐出境的朝代。
　　忽必烈的继承者所做唯—一桩不因袭朝代创始者规划的大事，乃是公元1313年
　　恢复了中国传统的科举取士。自此之后，会试举行过13次。可是其目的并不在构成
　　中国式的文官组织。当考试时蒙古人及色国人另为一科，有不同的试牒，录取的人
　　员也不任重要职守，只在低层组织中授受不重要的官位。中国不少读书人因此郁郁
　　不得志，只好将才能向其他方面发展，写刻本即是其中之一，从此元曲既包含着优
　　雅的文句，又带着日用俗语，更添上戏台上技术名词，使中国文学另开别径，这也
　　使中国之舞台进入一段黄金时代。
　　既有元朝之蒙古阶段，中国需要宏观历史愈为明显。人类中常有很多事迹，其
　　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不能从短浅的眼光窥测，即使当时人物所作的判断，也可能尚
　　有因果因素，超过他们的人身经验。或者这也是马可·波罗笔下提及忽必烈时心头
　　带着矛盾的原因。同样的，这也可能是明太祖朱元璋心中矛盾的由来，他在1368年
　　推翻元朝，以后提及“胡元制主”的时候，深带着汉人民族主义的情绪，可是却又
　　将元世祖忽必烈的牌位，供奉在列代帝王庙内，与汉唐宋创业之主并列，一同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