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取功全凭武力，并没有任何道义上的成分在。
　　可是如此一来，他们便忽略了儒家政府潜在的基本原理。中国官僚政府诚然牵
　　累多而功效少，有时尚且有马虎塞责，又有以伪善作口头禅的倾向，可是它必须应
　　付成千上万的农民（他们是纳税人），所以政府必须清廉。传统中国对本人谦逊对
　　人礼让的作风，足使很多争端无法启齿，且社会体制基于血缘关系构成，又有法律
　　支撑，就用不着法理学上很多高深奥妙的原理，而牵涉到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了。
　　政府授权于各家族，让他们教训管束自己的子弟，于是衙门减轻了本身的任务；各
　　官僚在诗歌和哲学上才力充沛，也明知道他们的工作无须全部确凿切实，即司法也
　　离不开相对的成分。由于他们不对各地区特殊的情形认真，所以他们总是可以用最
　　低度的共通因素作为适用于全国的标准，因此整个文官组织的官位差不多都可以互
　　相交换，而一个大帝国即可以用抽象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治理。除了施政的风向得考
　　虑，其他特殊的情事已无关宏旨。这种体制不好的地方容易被看穿，然则要改弦更
　　张，既要对付中国广泛的疆域和内中各种复杂的情形，又受限于当日技术上能支持
　　的程度（有如交通通讯），也就不合实际亦没有初看起来的容易了。
　　中国在蒙古人统治时期又在技术上有了进展：造船技术达到了最高峰，直到15
　　世纪中叶明朝时才开始衰退；中国很多桥梁，尤以在长江之南的，在碑镌上皆提及
　　系元代所造；元朝开始由北京通南方的大运河，其河道中途通过高峰；日本的书刊
　　与马可·波罗同样对元军所用的抛射榴弹和纵火炸弹表示印象深刻；郭守敬是天文
　　学家、数学家和水力工程师，曾在忽必烈朝中服务，今日仍有人认为他是当时世界
　　上科学家的最先驱，而元朝创业之主，也钦定编修《农桑辑要》，以后出版多次，
　　公元1315年的印数更达一万部。书中有很多农具图解，看来与本世纪上半期在中国
　　使用的仍是一般无二，而这中间已有了760多年的距离。此间也值得提出：元朝时的
　　两种农作物——棉花与高粱，此时开始输入中国，它们对亿万中国人之衣食影响深
　　切，至今已有好几个世纪。
　　可是忽必烈和他的继承者，并没有创造一种社会环境去持续这种发展。他不愿
　　接受儒教的首一地位，因为由他看来，儒教的出头等于中国人的出头；他治下人民
　　不仅种族的来源不同，即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他企图找到一种精神上的信仰力量，
　　足以全国通行。在他为中国之主以前，他曾央请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替他召集
　　“一百个精通基督之法的明哲之士”，只是我们无法确悉他是否一度考虑让全民都
　　信基督教。但他接受喇嘛教，则无疑的有政治动机在。除了任命八思巴为“国师”
　　之外，他也命令南宋在杭州降元的小皇帝和他的母亲同去西藏进修喇嘛教。虽说以
　　后下落如何不见于经传，历史家却因这段记载推动了好奇心：要是这年幼的先朝旧
　　主，虽退位仍有亡宋遗臣的爱戴，从此成了宗教领袖，回头又向异族入主之天子保
　　佑祈福，这是何等高妙的如意算盘！可是我们也无法知悉这故事的下文了。
　　八思巴虽为国师，他和喇嘛教给中国人的影响也和儒教给蒙古人西藏人的影响
　　相似——鲜有功效。初浅看来，因果报应的观念，又纠缠着重生转世，足以将精神
　　上的力量兑现而成为来生再世的威权，加上巫术式仪节，应当对不识字的中国农民
　　极具魅力。可是要有政治上的功效，则必须政教合一，同时也要将中层的知识分子
　　铲除。历史证明，这套作法只有在一个原始的经济圈内有效。中国的13世纪，已不
　　适用于此种体制。
　　忽必烈有意不让中国人的影响过于浓厚，于是向各方求才。聘任于政府的有波
　　斯人、回纥人、东欧人等。一这些人统称“色目”。大概有“各色诸目”之意。不
　　过整个说来他们影响并不过大。当中有好几个成为忽必烈的亲信，以后也遭杀身之
　　祸。当左丞相阿合马（Ahmed Benaketi）被一个中国军官刺死时，元主将利客处死，
　　可是后来为息众怒，他也以剖棺戮尸的办法对付阿合马。桑哥（Sangha）以平章政
　　事（副丞相）仓库财物，因为群臣参劾，也被处死。两人都被控有罪，然则事后真
　　相则是他们两人都企图扩充税收，增广财政范围，所以极不孚人望。因为元政府具
　　有国际色彩，其组织极难控制。因此这两人的部属在都城之外“贪饕邀利”，事当
　　有之。不过根据《元史》里面的纪载，文化上的隔阂，才是他们产生悲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