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章业已说过，唐代之覆亡不由于道德之败坏，也不是纪律的全部废弛，而是
　　立国之初的组织结构未能因时变化，官僚以形式为主的管制无法作适当的调整，以
　　致朝代末年彻底的地方分权只引起军阀割据。一个节度使，亦即地方军事首长，可
　　能将一州一道的土地据为己有，在境内行动完全自由。他自己若要率兵征讨的话，
　　则任命一个部下为“留后”，所以权力之基础屹然不动。年久月深，他和部下的位
　　置全可遗传。加上在州内道内税收也由军官管制，他们定旧税之税率，也公布新税
　　名目，是所谓“以部由主场院”。此所以朱全忠在公元907年取李唐王朝而代之时不
　　足以惊师动众，乃因李渊与李世民所创立之制度，经过288年，早已失去了它存在的
　　意义。
　　可是朱全忠也无法使破瓮重圆。中间自公元906年起之54年，中国史家称为“五
　　代十国”的阶段，好像将隋唐以前的分裂局面翻一个面（但这次五个短朝代是在北
　　方而不在南方嬗替。而所谓十国除了一个例外，则有些同时，有些前后交替，出现
　　于南方）。简单地说，北方称帝的朝代有心制造统一的大帝国而力不从心的时候，
　　南方的将领也乘机称王，采取行动上的独立。
　　全部分裂的局面既不出54年，可见得唐朝遗留下的局面并非完全不可收拾。简
　　概说来，中国主要仍是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国家，只是各人所掌握的产业大小
　　不同，地域上生产率也有差异——有时同一地域内尚有极大的悬殊。新的财富可从
　　商业、农产物、酿造、工矿和内陆商业中取得，甚至铸钱亦可以获利。这已不是昔
　　日那种概念计划即可经营管理或是豪宗大姓可以把握小地区，构成独立门面的情形。
　　在这种条件下军阀割据实为历史对当前问题所提供的答案。
　　事实之发展如是，地方上之军事首长以各种名义倡导他们合法的地位，且在境
　　内全部征兵。可是实际上兵员仍由招募而来，不过所有费用是由境内人户分摊。在
　　很多地区正如若干地方志所述，赋税达到空前的高度。只是这和一个由中央作主全
　　国一致的税收制度不同。主持人既为本地权威，职位又是世袭，与各地区自然休戚
　　相关，赋税自也能按照各处之实情，根据付税人的能力分摊了。
　　在这时期，这些地域上之首长采用抽调精兵的技术，他们不断地从下级部队挑
　　选优良的官兵组成亲军，让下级部队仅能保有劣势人员与补给，高级军官则成为首
　　长的拜把兄弟或义子。这样一来上下之间便有了固定联系，只要各地域互相竞争的
　　状态不酿成长期大规模之战事，此种平衡的局面可以使整个的安排保持原状。中国
　　在五代十国期间和日本中世纪的情形确有若干相似之处。
　　这样的情形是好还是不好？传统的历史家一致以“僭窃交兴，称号纷杂”的评
　　语概括综叙这一时期，亦即以其缺乏可资尊敬的中枢权威为可耻，以致“犯人、匪
　　盗与负贩”也能称王称帝，而笃行谨慎之士反倒没有出路。当时赋税之高也常被指
　　摘。然而这些作家却没有看出，当政府之重心移到省级单位之后，行政上便更能注
　　重到地方实情。且就财政上说，免除了两层政府的开销，可以使费用大为节省。因
　　此获得最大裨益者，即为长江以南地区。当时此区大致保持了和平，称王的各地区
　　首长于是约为婚姻，在地方有灾荒时他们也互相接济。同时本地的开发，也次第展
　　开，有如马家在今日之湖南，便使茗茶成为一种输出品，钱家在浙江大开水利；王
　　家在福建充分提倡国际贸易。这些成就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组织可能胜任愉快
　　的。他们免不了要将注意力放在经济上效能最落后的方面去，以保持全面的均衡，
　　由是免除了地区间的摩擦。
　　面对半游牧民族的挑战
　　可是尽管如此，一个分裂的中国也使北方的国防没有保障。公元936年，仍在此
　　间所述之分裂阶段内，这五个短朝代中的一个帝王和契丹定约。这契丹乃是一种半
　　游牧民族，发源于中国之东北。石敬瑭向外乞援之情事没有长久的历史意义，可是
　　他付出的代价则意义深远。936年的协定割燕云十六州予契丹，包括了长城以南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