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一心开展水上交通和稻米之文化的时候，北方边境的情形更对武装的游牧者有利。
　　自武则天太后至玄宗李隆基，唐帝国对边境的政策大致上出于被动。偶尔中国之武
　　力有突然的表现，战胜取功，恢复了业已失陷的上地，保障了商业路线之安全。吐
　　蕃、突厥和契丹之猖獗，可以暂时平压下来。然则这段期间中国方面也有严重的失
　　败。况且每次交锋之后，仍用和亲纳贡的方式结束。这几十年内未曾有过一次歼灭
　　战的出击，又没有大规模全面攻势，也缺乏永久性的规划。只是我们也要承认，在
　　这时代采取以上诸步骤并不适合于大局。
　　李隆基长期御宇的时间内，边防有了改组。表面上看来，全国防线有兵员近50
　　万人，马8万匹。向前方供应的谷米和布匹也有了增进。但是从文件上互相矛盾的情
　　形看来，前方实情与送达国都西安的报告已产生了很大的出入，因此以上数字是否
　　确实至为可疑。当中更令人怀疑的则是：纵使上述人力物力全照所述分派，其防御
　　线上各点分割而固结，在很多地方，仍难于对付游牧民族机动的骑兵。
　　当安禄山成为问题的时候，国防线之东北角成为高丽人、契丹人和另一种突厥
　　语系的奚人（Tatabi）进出的场所，当地人口五花八门，情况则带流动性。经济发
　　展的情形尚缺乏官方的调查，遑论由政府管制。各地方的将领只能相机地使其麾下
　　得到必要的供应，通常与附近的部落民族打交道以达到目的。像安禄山这样的人物，
　　既通数种语言而又机警，实为宫里亟待借重管理边区的人才。事实上安也不是唯一
　　的蕃将。并且在安禄山叛变敉平之后，唐朝仍继续使用这样少数民族的将领。有了
　　这些事实作背景，我们不难断言安禄山白手起家．以对朝廷之忠顺作代价鬻得节度
　　使的官职。他对西安的孝顺包括对皇帝本身的奉献，可以证明此语非虚。
　　当然这和朝代初年相比，不是一种令人振奋的气象。试想当初均田制已实施有
　　时，府兵也能达成任务，全国表现一种粗线条，却又实在的派头。当大唐帝国的威
　　信为远近慑服之际，只要让所征之兵开赴前方边镇，已足使好战的部落不敢不三思
　　而后行。
　　于今则除了庞大的军事预算之外，边防将领又从佣兵出身，他们的任务职业化，
　　如此一来，全部发展和文官组织大相径庭。而后者仍是坚决的站在平衡与对称的立
　　场，虽说因着局势之变化，文官组织内的成员也早已经有了各色各样的冲突与倾轧。
　　朝代的弱点全部暴露
　　安禄山的兴起只能掀动两方的矛盾。因为他被视为有才干，更被赋予独断的权
　　力，至此他也就更无可取代，于是一切发展成螺旋型。当他的辖区与权力相继扩充
　　时．皇帝也给安各种恩遇，又让他在西安建立一座堂皇的邸寓。史家称玄宗李隆基
　　甚至要安称自己为父，杨贵妃为母。可是后者之从兄杨国忠一口咬定安禄山迟早必
　　反。逻辑上这不能说是估计得不正确；然则既无适当的对策，只是这样说来说去，
　　也将逼得安禄山不得不反。最后他采取这步骤时，即以“清君侧”为名。结果则是
　　朝代所隐蓄的各种弱点一朝暴露。所谓内陆的商业繁华，实际上，南方向西安所输
　　出无非消耗品，只因此而使该地区赚回分纳于国都赋税的一部分。货物之流通从未
　　两方来往，因此军事行动之打扰商业，就无从引起群众之反动（要是商业之进出影
　　响到大批人民之生计，则激动之余，他们也不会对这样的军事行动等闲视之了。 所
　　谓京军不过宫廷里的仪仗部队。临时雇兵，只招募得一些市井无业游民，无意于战
　　斗。对付反叛的军队，政府方面更因着政治之需，牺牲战略上的考虑。第二个夏天，
　　西安被威胁，于是皇帝、他所宠爱的妃子，及她任宰相的从兄和一大群皇子王孙所
　　谓六宫者，仆仆道途向四川方向避难。出部门不及百英里，护驾的军士叛变，他们
　　先杀死杨国忠，次要将杨贵妃赐死，玄宗李隆基别无他法．只好让她被缢死。这位
　　忧虑满怀的君王到四川的伤心旅程，表现着国都与农村两端之间缺乏实质的联系。
　　玄宗和护驾军士的对话，证实了我们的观点：唐朝的帝制，可算是一种极权的产物，
　　只是它的基础无非儒教之纪律。当这纪律败坏时，此极权也无法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