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的叛变被敉平，他的儿子安庆绪和其他番将的变乱也终被解决。可是唐
　　代朝廷从此未再重新掌握到过去所把持的中央威势。在剿荡以上叛变的时候，政府
　　不能不倚重边区的杂牌队伍，有的算是中国人，有的则属于少数民族。实际这也是
　　在小处一再隐忍妥协，而将问题延搁。只是安禄山和他的效尤者也无能力，甚至缺
　　乏组织上的逻辑去推翻李唐政权，或者统一北方。唐代的后期可说生存在一种不稳
　　的平衡之中。
　　唐朝组织的基本法包括均田制，跟随着而来的租庸调税制和府兵并未明令废止，
　　只是任之用进而废退。公元780年总算产生了一项新法规。所谓“两税”从现有的土
　　地持有人手上征收，而放弃了有名无实的均田人户。这办法没有全国标准，中央政
　　府不过将数额分配于各道（较以后之省为小，较州为大），责成地方官作内部分配。
　　实际上全国三分之一的道，大多数在北方，从未缴税于中央。即是南方，缴纳的品
　　物也采取一种进贡的形式，主要在使地方首长得到中枢的借重，而算不上执行国家
　　权责。
　　不稳定的平衡
　　地方上各自为政的情形与以后150年共始终。可是这与第二帝国成立之前的分裂
　　局面不同。华族大姓与上述的发展全不相关，舞台上主要的人物为军人，可是也没
　　有继续不断的战事。叙述这段历史时，我们可以参考赖孝和（Edwin Reischauer）
　　教授所说：“此中的情节必有相对性。”唐初的壮丽繁华经过夸张的铺陈；说到后
　　期的凋零和败坏也可能说得过度。事实上地方分权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譬如
　　说成德镇下辖4州，在今日河北之东南，即始终由同一个王家掌握超过100年，这就
　　不是不稳定的征象了。魏博镇的何进滔于公元829年由军人推戴才由中央承认任节度
　　使，下辖7州跨于今日河北河南之间。传统历史也说他深得民心，是以能将职位传至
　　子孙。这种发展证实了一个亘古不变的一般原则：谁有能力征税，谁就能掌握税收
　　所及的地区。这时候管理注重地方上的特殊情形，以代替由一种抽象观念组成的大
　　帝国，其管制的范围缩小，行政的效率必较前提高。
　　可是一个孱弱的中央，也有它的缺点。公元763年吐蕃入寇，在西安市掠夺；7
　　65年他们又和回纥在郊外集结，准备再来一次洗劫。唐将郭子仪时年70，不顾本身
　　危险，单骑无武装地来到回纥阵营之前。过去他曾率领唐帝国的少数民族部队，这
　　次他也获得成功，他以口语重申中国天子“天可汗”的地位，使回纥首领再度罗拜
　　称臣。回纥既已归服，吐蕃被孤立，只好拔营离去。在这情形之下，郭子仪个人的
　　英勇受到崇拜，可是他的壮举与盛唐的情形比较已是今不如昔。试想初唐帝国借着
　　一个异民族的力量压倒另一个，把自己的权威扩充到一千英里以上的国界边境外去，
　　这已是无可比拟了。事实上自安禄山叛变之后，黄河上游以西的地区已永远被吐蕃
　　占据，边境冲突也经常发生。787年的谈判失败之后，吐蕃部队俘获了一万多中国人
　　交付与其部落为奴。当通过一段峡谷之前，这些吐蕃人让俘虏东向父母之乡辞别，
　　史籍上提及有好几百人哭昏过去，也有不少人跳崖。唐朝又以和亲政策让家公主嫁
　　与回纥酋领（如肃宗李亨之女宁国公主，宪宗李纯之女太和公主）。这几位年轻女
　　人在胡人毳幔之下别唐使“悲啼眷慕”的事迹，至今读来令人心折。
　　黄巢与民变
　　9世纪内大规模的民变出现，当中最著名的乃是黄巢。虽说他的故事经过再三的
　　讨论，我们对他的身世仍无定论。《旧唐书》和《新唐书》里面的两篇“黄巢传”，
　　就有很大的出入。两传同叙他以贩盐为业，一传把他说得声望低微，好像走私负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