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之重建西安以一种宏大的眼光，构成一座计划城市。东西6英里而南北五英
　　里，这座1000年以前建造的长安城，其面积为今日西安市的8倍，其南北驰道宽500
　　尺。当日本于8世纪经营奈良及京都时，他们不仅仿效于长安设计而以较小的规模构
　　成；他们也认为朱雀门及朱雀大道的名称（原系金陵街名）幽雅可颂，也照样的采
　　用。
　　唐朝带着世界主义的色彩。皇室李家自称为中国贵族华裔，可是在魏晋南北朝
　　时代，他们的先祖历仕异族，也经常与少数民族的家庭通婚，而且这种透过民族界
　　限通婚的习惯直到后世登九五之尊犹未终止。也可能因此混血的因素，使皇帝可名
　　正言顺地称为天可汗。当中国皇帝威望最高的时候，恒河边上的印度王子接受了他
　　的宗主权：一个阿萨密（Assarm）的篡位者被押赴西安受审；使节来自高丽和日本；
　　中国的都城有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吐蕃人与安南人来定居。国子监亦即
　　国立大学中，有这些国家的留学生，其中最具热忱的是日本人，其中有些像今日大
　　使馆的文化参赞，在中国即曾居留达几十年。他们回国之后，对日本的文化有了具
　　体的贡献，很多方面即仿照唐制—一自铜币的设计到妇女的发髻，自室内的布置到
　　围棋——从今之后，日本文物深具大陆色彩。高丽与越南也有同样的趋向，但不像
　　日本这么热切。
　　唐朝具有自信及安全感的时候，对信教自由极端地保障。公元645年，高僧玄奘
　　离中土16年之后由印度回国，第二个唐朝皇帝李世民亲予接见。当日龙颜大悦，御
　　前传旨，使玄奘有了各样的助手和各种方便，将梵文经典657件译为华文。创业之主
　　李渊则于624年兴建一座道教的宇观。另外一种法令于638年准许景教（Nestorian
　　Christianity）的传播。至于拜火教的介入较少为人提及，可是他们在西安寺庙里
　　的僧侣也受到同文官五品和七品的待遇。
　　这一段充满着光辉和满足的时期如何下场？最简捷地说，这理想的国家因为领
　　导集团的逐渐骄惰而不负责，无从继续。宫廷里的伺候人众增加到不能管驭的程度。
　　及至8世纪中叶，即以宫内参与音乐和娱乐的人众而言，便多至一万余，宫女可能加
　　倍。文官集团不仅人数增加而且薪俸膨胀，皇帝与群臣的品质则降低。以上述的各
　　个情况而言，至此已朝相反的方向进行。公元751年，中国的军队在中亚被阿拉伯联
　　军击败，即使西南的少数民族部队也逼着唐军仓皇后撤，吐蕃也叛变。9世纪更有边
　　防将领坐大而成为军阀的趋势；内地则有农民暴动。唐代宦官此时还无声无闻，今
　　后则在宫廷之内专权，甚至废立君主。同时佛教寺院的集中财富，也使国家难安。
　　公元840年代连续发生了一连串的排佛行动，845年的诏书，下令捣毁了4760所寺院，
　　强迫26.05万僧尼还俗。
　　这种开倒车的情形，范围广而程度深。有些历史家认为唐代可以分作前后两段
　　观察。看来公元755年安禄山的叛变，近于全朝代时间上的中点，可以视作由盛而衰
　　的分水岭。这样一来，前面一段有了137年的伟大与繁荣，而接着则有151年的破坏
　　和混乱。
　　当然，一个有作为的大帝国不可能一昼夜之间由盛而衰；也不至于因一段突然
　　的事变即无法立足。8世纪的中期，一连串的事迹好像摧折了朝代的连续性，可见得
　　幕后还有若干因素尚未提及。在此，从宏观的眼光，我们权且把755年安禄山的叛变
　　搁置不提，回头再从公元618年的唐朝创立说起，以保持历史眼光的纵深。
　　李世民创建的典章制度
　　在中国帝王之中，李世民可算是最具有人身上的吸引力。隋朝末年群盗蜂起，
　　世民怂恿父亲李渊（时为唐国公）乘机称帝，当时他才16岁。迄至24岁时，他在巩
　　固朝廷削平群雄的关头最著战功。他有恻隐之心而又好奇心重，不惧危难也不辞劳
　　瘁。他常直接指挥战斗，有时以数骑在前锋之外与敌方将领谈判。在作为一个政治
　　人物的立场上讲，他以一群智囊人物（多数为具有眼光的读书人）追随其左右。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