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体制，而彼此也没有因全局之平衡构成一种封建的地方分权。
　　建康即今日之南京，以后又称金陵，其名字虽辉煌，实际上则为一种失望和堕
　　落的气氛笼罩。上层阶级的富裕者，觉得无从发展其抱负甚至无从有效地利用其财
　　富，只能带着势利眼光，把钱花在自己身上。此时家族的声望很被重视，有些甚至
　　追溯到华北的几代之前，于是修族谱成为一时的风尚。男人也涂朱饰粉。文人在骈
　　文上用功夫，更是一时流行，其文句间的对称和均衡极尽技巧之能事，反缺乏全篇
　　的要旨和段落间的逻辑。于是建康成为“六朝金粉”的金陵，也就是中国的丝箔城
　　市（China's tinsel town）。
　　可是失望的阶段，也是复兴再造的机缘。当然，儒教未曾完全断气，假使孔孟
　　的影响全不存在，那么这几百年的历史如何会写得尽以严格的道德为标准，极尽其
　　褒贬之能事？那么写历史的人从何处找到原始的资料，又如何构成其下笔之宗旨？
　　出人意料的，对重造中国帝制体系最有实质贡献的，却是所谓的胡人夷人。为
　　对他们表示敬意，我们应称之为“非汉民族”或“少数民族”。其详情待下章论述。
　　此间应当提及的则是，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里再造帝国的关头扮演重要的角色并不
　　只这一次。中国专制朝代的构成，多少倚靠一种间架性的设计，并且其国家必须容
　　纳农民大众。草原地带入侵的部落，因为其无牵挂，反能因为他们的简单淳朴而建
　　事功。只是要使他们习惯于农业的环境及中原文物则需要时日罢了。
　　佛教的普遍影响
　　当时人对道教再度感到兴趣与对佛教之沉醉，有扩大中国知识视野的功效，其
　　影响所及，历时几百年，只是没有为人注意罢了。儒教乃是一种社会的纪律，在纷
　　乱的时代其用处很小，文士乃寻觅另外的途径。公元3世纪之后半期，当时所谓的
　　“竹林七贤”表彰着一时风气。此七贤为一叔一侄，和他们的五个挚友。刘伶以驴
　　车载酒，随从的一个仆人则荷锄随之，他叮嘱仆人，“死便埋我”。放荡不羁并不
　　是他们的全部宗旨。事实上，他们也在晋朝做官，阮籍尚为步兵校尉，嵇康为中散
　　大大，被司马昭所杀。他们所反对的乃是当日的仪饰和做作，而希望在道家的纯真
　　和浑然一体的观念里得到解放。
　　中国之接受佛教，当中有一段周折。从其多方面广被接受和招致反对派的攻击，
　　可以想见其影响之深远。在现代以保卫中国的“理性”与“真实”自居者中，包括
　　胡适先生，他觉得这种由外输入的宗教，注重来生再世，把上天说成三十三级，而
　　地狱也有十八层、实在是可叹。可是另有欣赏佛教思想对中国人士有引导之功效者，
　　则又指出：即便是“因果”（羯磨，karma）这一观念，也要求中国人多在自然法规
　　的范畴里再三思维，注重每一种事物的前因后果，不要都像汉代思想家一样，完全
　　沉湎于对称与均衡，把各种道德行为硬比作音符与波长。总而言之，派遣僧徒到异
　　域取经与大开门庭欢迎远方来访之沙门大师，其裨益远逾于“拯救灵魂”。这是一
　　种文化上的接触，其用途及于哲学、文学、教育、科学、音乐、雕刻、油画和建筑。
　　有些学者尚指出，在翻译梵文经典时，中国学者自此掌握了音韵上的原则，有助于
　　此后唐诗发扬光大。其影响之所及如此广泛，最近若干中国之刊物乃指出“佛教是
　　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学家雷海宗甚至提出：自公元383年亦即淝水之
　　战后，中国文化便进入了“鞑靼佛教”的阶段。
　　佛教之于中国，无孔不入，影响到生活的各个层面，旅游者可以自云冈、龙门
　　和敦煌各处石窟参观时得到这种印象。初看起来，这些窟洞在沙岩壁上以蜂窝式凿
　　成，不容易令人产生好感，其感动观者之处尚待进入石窟之后。每处佛像之多，均
　　以万计。其最高大者在云冈，耳长即9英尺；其小者全部身长则不逾1英寸。不大不
　　小之间有如人身长短者亦不计其数。室内尚有壁画：彩色像画在石窟顶上、柱上之
　　浮雕和壁穴的全身雕像。以上三处之经营，均开始于魏晋南北朝中国分裂之际。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