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搓而成，却又在细微末节之间穿插交凿。这种非正式而带娱乐性的安排，使哲学
　　家和大政治家的见解下达于一般民众。京剧将这段历史极尽其能事的渲染，也得到
　　16世纪一本大众化书籍之助。《三国志传通俗演义》富于传奇性，这书将当日事迹
　　极端地小说化且浪漫化。因其向小传统的方向歪曲，足使大多数的群众欣赏到的一
　　段论说，与前述大历史家钱穆所提出者，没有根本的差别，亦即是“国家本是精神
　　产物”。既如此，则愈在危急存亡之秋，个人的品格，更需要严格的评判。很显然
　　的，此中戏剧家与传统历史家具备同样的信心，他们觉得道德上一成不变的尺度，
　　足以衡量个人的品格。他们的立场既然如此全部一致，那么他们综合的见解，也可
　　以简单明了地以脸谱上的红白黑色表示了。
　　官方的历史家代表着大传统，其任务为“褒贬”，当然也尽力在使白者愈白，
　　黑者愈黑，由他们烘托出来，这一时期“无道昏君”之多，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
　　者。（请注意钱穆在《国史大纲》里所提出的：“荒荡不经．其事几平令人难信。”）
　　刘子业为南朝之宋的“前废帝”，他17岁登基，在位18个月。历史纪录上记载着他
　　的异母姐山阴公主曾对他提出，“妾与陛下男女虽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
　　妾惟驸马一人，事大不均！”废帝于是替姐置男妾之称“面首”者30人。司马衷乃
　　是普朝的悲剧性皇帝，当他在位时，内战爆发，戎狄交兵。据说随从报告他：“天
　　下荒漠，百姓饿死”，他闻之而说：“何不食肉糜？”另外一位皇帝乃是南朝齐主
　　“东昏侯”萧宝卷，也是弱冠践祚。他凿金为莲花贴地（莲花乃佛教圣品），令他
　　心爱的潘妃行其上，称“此步步生莲花也”。
　　这三位昏君都被弑。刘子业如果真替姐设男妾，在男重于女的社会里当然不能
　　逃避谴责，可是暴露他举动之荒谬，乃是在他被轼之后提出，并且文中还讲到他写
　　的字不工整，这也算作他无德君临天下的表现。山阴公主提到的两性平等，不论其
　　是否真确，看来其主张已远逾5世纪中国习惯的尺度。我们既曾听闻到法国大革命时，
　　皇后玛丽安东尼“没有面包何以不食糕饼”的故事，则难能不怀疑晋惠帝司马衷之
　　何不食肉糜。这两段故事距离1500年，只是内容太过于相似了。另外我们也很难认
　　为第三个被弑的萧宝卷以莲花在室内地上设计为不道。如果他的创作确如史书之所
　　描写，我们只能欣赏其独具慧眼的风格有如波提切利（B0tticelli）所画的美人—
　　一她在《爱神的诞生》（The Birth of Venus）中的姿态，只是富于中国情调罢了。
　　总之，艺术家的创造力和专制魔王的狂妄，当然是风马牛不相及。
　　在这种种故事中，作史者的态度，较诸他们笔下之题材还要值得考虑。有了以
　　上的轶闻琐事，这些历史家提出一点令人特别注意之处，中国的专制皇权具有双轨
　　性格。皇帝以圣旨号召，固然从上而下有了自然法规的至美至善，可是生灵涂炭时，
　　他也真要切身地负责。除非百姓安居乐业，为人君的不能安逸——这点早经孟子不
　　断地强调。
　　失望中孕育希望
　　分裂期间并非皇室的血统退化，而只是表现出当时组织的脆弱。朝代的统率力
　　量，原来基于文教上的感化，现在全靠宫殿里的纪律。其行动的范围愈小，其上层
　　所感受的压力也愈大。这种道德上的压力尤以南朝所感受的尤甚。流亡政府既称受
　　昊天明命，那么它也要较北方夷狄高出一筹了。
　　我们把环境上的情形全部托出时，即可以看出当日的发展实有前后贯通之处。
　　既企图恢复北土，则南方应有由强人领导的军政府，可是其下层的支持尚付阙如。
　　西安与洛阳失陷时，南渡的望族早已在丛山之中、滨水之处开发产业，自给自足。
　　他们有相对的安全，于是对建康的流亡政府意存观望。这南朝也效法晋成例，派遣
　　皇室子弟到各重要州县为太守刺史。可是他们缺乏爪牙下达乡里，其本身反为地方
　　上有实力之人士支配，于是各州县所出现的阴谋，较之官中府中更为邋遢。如此一
　　来，建都建康的短命朝廷较之北方也无甚出入。彼此都无力恢复由官僚组织作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