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圆径8尺，今日则只有后人挑出的一纸图解作为见证。与他大致同时代的王充不断
　　的指出，自然现象和人事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两位思想家都缺乏后起者继承他们的
　　学说，其著书也不传。反之，公元175年政府在太学之前树立石碑，上镌六经文句，
　　据说每日来临摹经文的学者聚车千辆。
　　以儒学为做官的阶梯，始自武帝。其所谓“察举”和“征辟”乃是一种强迫的
　　推荐制度。起先所举者谓之“贤良方正之士”。公元前134年又令每一郡国举“孝廉”
　　一人。在后汉这制度推行稳定之时，大概每20万人口举孝廉一人。这样的“选举”，
　　无从全部公正无私。被举者又非如代议政治下的议员那样参与议事，却各授官职。
　　其影响所及只有使被举而得官者终生与举者、辟者保持恩泽的关系，而将公事视为
　　次要。在这关头，儒家习惯上重人身关系，而不严格的尊重法治，更能产生不正规
　　的影响。城里多数的太学生造成舆论的标准，只是他们专注于个人道德，经常感情
　　用事，只能使以客观标准解决问题的机缘更无从展开。
　　以上种种因素终于在朝代的末期造成无可挽救的局面。经常每项争端总是起源
　　于乡间，而终至惊动国都。当地方官有心惩处当地恶棍之际，经常发现他们后面有
　　本地富绅作主，后者又与朝官勾连，有时尚倚恃宫中宦官作后台。郡守县令不得不
　　强制执行。他们以道德的名义审讯，仓促的执法．即判人死罪，对方也予以报复。
　　这一来两方都走极端，有名分的官僚和他们家属受害的程度与家强之被惩同样深刻。
　　自公元153年至184年，很多事件在其他各处原本只能于现代社会发生，但在当日的
　　中国却已发生。成千上万的学生游街示威，向洛阳的政府请愿。大规模的拘捕被执
　　行；黑名单也编成。数以百计的政治犯死于监狱，其中不少人的详情从未公开交代。
　　宦官与名士的对决
　　在最后的一段冲突中，所谓党锢之祸，一方面有宦官的干预．另一方面则有为
　　太学生所支持的名士，一般人的印象乃是好人与恶势力之斗争。虽说以短视界看来，
　　这种说法不算不正确，在长久的局面里则这样的结论却使背景混淆不清。无疑的，
　　汉朝覆亡之前夕，最大的问题乃是地方政府之权力日渐凌夷。当日之边疆完整无缺，
　　及至局势不可收拾时，朝中无政策上之争执。都城内之分裂是由于宦官受到乡村中
　　新兴地主的支持，而为旧有士绅排斥，其实两方与官僚皆穿通一气。公元135年的诏
　　令，让宦官之义子继承他们的头衔与家产，因此牵涉到各郡县之地产，只有使问题
　　更为复杂。指责宦官上下其手，不是没有根据的。可是要说倘非如此原来已有合理
　　合法的安排则与事实不符。如果当初确有有效处理办法，则违法之处必已处理要当，
　　可以防患于未然，而不致日后惊动朝廷。事实上，号称公正严明之名士，也置已获
　　赦免令的人犯于死刑；有些则惩罚对方，杀害其亲属与宾客。在这样无视于法律的
　　情况下，终于造成整个政体之瓦解。
　　公元189年两方之决战，宦官张让质问大将军问进：“卿言省内秽浊，公卿以下
　　忠清者为谁？”当时何进与反宦官的名士站在一起。
　　张让之玩世不恭的态度我们不说，可是他这一句话却提出一段真理，仍不为当
　　时人所洞悉。法律与纪律不同，它是社会上之强制力。要是下层对之已然漠视，上
　　端也不会更为认真。如果希望法律生效，立法必须以一般现行生活状态为蓝本。倘
　　使反其道而行，其执行必极端的困难。
　　汉代末年情形有如上述，其覆亡已不足为奇。这朝代创始时循秦制而采取一种
　　三分政权的体制。丞相总揽百官，御史大夫管监察，大司马主军政。以后名号间虽
　　常更变（如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大司马为大将军大司马），其基本组织则不变。可
　　是公元2世纪末期，原来设官分职的观念已与事实上发生了很大的距离。监察的职责
　　已由一个次层的官僚称为“司隶校尉”者担承。此人具有现代国家内“反对党首领”
　　之形象。随着西汉之传统习惯，大将军一职，总是由帝之舅父姻兄充当，亦即是官
　　在外戚。再因着霍光的一段穿插大将军大司马通声势，显赫到有废立权。后汉中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