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对付的问题不难阐释：汉朝以庞大的农村经济为基础，因为这样的结构，
　　朝廷也只能以公众的精神作为施政方针。只是这时候汉朝的存在已两百年，宫殿和
　　外戚因恩泽封侯者谓之“内廷”，和其他百官公卿之“外廷”对立。后者一般由资
　　历晋升，多数成员对儒家仁民爱物的观念颇为重视。也在这同一时期之内，一般农
　　村内的人力与田地，向来构成向帝国当兵纳税之基础者，有逐渐落入私人手中的趋
　　势，时人称之为“兼并”。这现象一出现，日后这些资源即逃出政府的掌握。这一
　　问题也与2000年的帝制政府结下不解缘。
　　由于土地税系从每一亩之田地抽纳，人头税也以每个人为单位，照理他的易主
　　（包括为奴隶的贩买）不应当影响到税收的多寡。可是这种情形却出现于古代的农
　　村之中，税收的底册不可能随时修正反映到实际的情况，即同时的罗马帝国也有类
　　似的情形。不管当初的底册是用何种精密的方法调查而得，以后各地都只存在一种
　　硬性的定额。中国以户口为单位，每每因人口迁移、财产易主而造成税收短绌。地
　　方政府解决这问题的捷径，乃将应收数额转嫁在其他户口头上让他们补足原数。可
　　是如此一来只会引起人户逃亡，亏额更大，坏影响之所及也成螺旋式增大。原来税
　　率轻，处理不得法，可能令纳税人民不堪命。税重，甚至可以逼迫良民为盗匪。除
　　此之外只有减除税额，只是这办法也会在官僚机构之中造成士气的降低。
　　我们无从确定王莽接手以前的情形，只是他曾说及见税什伍，亦即所抽税已及
　　于生产品之—半。虽说不无夸大之辞，也可见得局势之严重。
　　但是不论他的动机如何，王莽提出改革时未曾作任何细密的准备。他尽信中国
　　古典，真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他满以为自己在西安执行天子之职权，其圣旨即可
　　以在边区远处全部奉行。等到事与愿违，他又慌忙的全面退却。这个篡位的改革者
　　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的经济政策牵涉到耕地和奴婢的使用，二者都归国有，不得私
　　相买卖。他的金融政策将布匹龟壳全当作货币通行，与金银与铜元保持一种复杂的
　　兑换率。在他主持之下政府专利之物品增加，政府经商的范围也相次扩大，还包括
　　银行业务。当环境要求他在名目和实质上都以天子自居的时候，他也不再矫饰，于
　　公元9年即皇帝位。官僚组织的上层经过他成批的更换，可是基层组织除名号外，大
　　致如故。有时候他整个变更政府机构的名目，而自以为已作实质上之改革，并依赖
　　特务政治强制执行他的政策。
　　王莽的故事触动了西方作家的好奇心。他们以为中国在这样洪荒之古代，竟有
　　如此“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不免叹为奇迹。倾慕之余，他们也和王莽自己一样，
　　忽略了当中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近代西方可以用数目字管理，中国传统的官僚组
　　织不能用数目字管理。
　　用不着多说，王莽的改革陷于失败。当他的经济政策毫无成果时，农民开始反
　　叛。后来武装部队逐渐崇秦汉代创始者刘邦的九世孙刘秀。王莽于公元23年被杀，
　　两年之后刘秀称帝，至此汉代“中兴”。当时西安仍在农民军手中，刘秀以洛阳为
　　国都，他的旗帜全用红色，以与“前汉”之黄色有别。是以，前汉为西汉，后汉为
　　东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