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可以成为战争的导火线。《孟子》书中提到饥荒17次之多。在一段章句里提及
　　公元前320年，魏国的国君因为他的辖地跨黄河两岸，曾告诉亚圣当灾荒严重时他须
　　命令大批人民渡河迁地就食。在这时候鲁国已扩充其疆域5倍，齐国已扩充其疆域1
　　0倍。不难想像，当日各大国要较小国家占有显明的优势。它们所控制的资源能够在
　　赈灾时发生确切的功效，所以在吞并的战争中也得到广泛的支持。当诸侯为了好大
　　喜功而作战的时候，一般民众则随之争取生存。如是的竞争只有像螺旋式的使两种
　　因素的加入越来越多、越大。
　　农业与游牧
　　此外另有一种气象上的因素也促成中央集权的发展。虽说在某一地各年的雨量
　　可以相差极大，但是全中国的平均雨量却有定型。这现象不难解释，带着湿气的热
　　风，愈吹入内地，被蒸发的程度也愈为增高。而且沿海下雨就已减少了空中的湿气。
　　此中值得注意的是所谓“15英寸等雨线”。这线从中国东北向西南，当中的一段与
　　长城大致符合，更西而南则使青海与西藏和中国本部分隔。这等雨线之东南，平均
　　每年至少15英寸的雨量是常态，符合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所说，“中原农
　　业茂盛，人口繁殖”。提及线之西及北，他则说：“几千英里内人类全然不事农桑，
　　他们不直接的倚赖土地上的植物为生，而在他们自己及植物之间加入一种机械作用。”
　　这也就是巧妙地说出这群人为游牧民族，他们与牲口来往于干燥的地区，让牛羊自
　　觅水草。牧人的生计不能转变为种稻人的生计。
　　中国的农民和塞外的牧人连亘了两千年的斗争纪录，回顾起来，欣喜的成分少，
　　仇恨的成分多。尤其是气候不利的时候，马背上的剽窃者就不由自主地打算袭取种
　　田人，后者通常有半年的积蓄。零星的侵略可能扩大为战事，防守者则企图报复，
　　有时也全面出击以图先发制人。
　　在时间上讲，亚述人的壁画在公元前9世纪即描画着骑马的弓箭手，可是全部游
　　牧成为一种部落习惯和随着而来的骑兵战术则出现较迟，并且经过一段长时间，才
　　传及东亚。到公元前3世纪游牧民族的威胁已相当严重，这时已有将北方几个小国家
　　所筑土壁结合起来构成一座相连的城塞之必要，这项工程终使秦始皇在历史上名传
　　千古。所以这种局势的展开也指出中国即使在国防上也要中央集权。全国的国防线
　　大致与15英寸的等雨线符合，这是世界上最长的国防线，不仅为无数战士留下了辛
　　酸的记忆，也是中国妇女流泪的渊薮。总之它在地理上构成第三个因素，注定着中
　　国农业社会的官僚机构必须置身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体系之下。
　　孟子去秦始皇统一只50年，他已经和法家一样，赞成中国需要一个中央的权威。
　　只不过始皇以残暴的力量完成帝国的统一，而亚圣还在以好意劝说，着重道德上的
　　移风易俗。在历史上他们所掌握的是同一类的问题。在近距离之内，孟子好像失败，
　　当他劝说战国的君主行周文王之政时，周之封建已衰退到不可认识。井田制度早被
　　放弃，世袭的卿大夫阶级已为官僚所替代。因为国君能直接派遣官僚治理属下地区，
　　他们可以直接向人民课税，也将他们征发为兵，数以万千计。而且这种竞争风气更
　　受商业的影响。当时所谓商业仍在婴儿时代，只是因为有好几位特殊人物超越国界
　　的政治活动，才使之活跃而显著。这样的环境已不复是凡物都有一定位置和场所，
　　或者凡事都可以用仪礼及恻隐之心对付。实际上，吞并的战争仍继续进行，以至最
　　后只有一个胜利者。
　　儒家与农村组织
　　然则从长期上讲，亚圣孟子与大成至圣孔子，都已看清中国命运上注定必然为
　　一个庞大的农村组织，虽然要根据某些数学原则行事，但仍需人本主义（hum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