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头问题是颇有趣味的。易俗社的新戏中的人物，即使是演目前的事实，都穿行头。烟俊六，我记得，是绿脸，插鸡翎的。虽然我自己也曾主张这样办过，可是头一次看这样脸的烟俊六，我也不免有点不得劲儿。但是，及至去看第二次，我又不觉得怎么难过了；大概这与看得惯不惯有点关系吧？易俗社终年在唱这路戏，若是没有很大的号召能力，恐怕演员们早已饿死了吧？
　　在我看，穿行头的问题与其说是在合乎情理与否，还不如说是在大家看得懂看不懂。乡间的老百姓知道烟俊六不知道，我不能回答；我的确知道他们不晓得许多我们自己的名将。那么出来一群红脸，白脸，而使大家莫名其妙，就太不上算了。因为，有人主张，抗战旧戏剧须用古代的故事，既便于穿行头，又易于认识。可是，古事是否全然与今事相合，又是个问题。勉强使梁红玉说一套抗战的口号总多少有点别扭；古代的人与事很难，恰好反映出我们今日所能解决的一切，它至多也不过能给些一般的教训而已。教训是笼统的，一定不能解决问题，而我们今日恰恰需要能明白指出怎样抗敌怎样坚强自己的办法来的戏剧。
　　为了明白指示出办法，就非演目前实事不可。于是，就有些地方演旧戏而不穿行头。事是目前的事，打扮是时代服装，可是打锣，拉琴，歌唱，又都与旧规矩一样。这样办，在一方面老百姓会批评：“戏不错，可惜没有行头！”而且连演员们也感觉到，没有行头的确损失不少动作身段之美。在另一方面，可是，不要衣箱可以减少经济上的困难；不穿行头，又可以减少松装的麻烦；实在是合算的办法。同时，既穿时装，便可充分的具体的表演目前的事实与问题，使观众得到亲切之感！——他们不象看《长板坡》那样只为古人担忧，而且为了自己的安全与国家的兴亡而受感动，而去深思默虑。
　　这样，穿便衣，表演时事；确是个好办法。它把舞台与观众之间的距离缩短了许多。用行头的时事剧未必不叫座，用行头的古事剧未必没效果，可是无论怎样说，总都显着观众与舞台距离太远。去了行头，这点障碍，再加上所演的事实就是本乡本土的，腔是熟腔，话是土语，台上的人也就仿佛是台下人的亲戚朋友。当然成功。要穿行头，就得一切都有规矩。穿着肥大的袍子而不会走台步，是多么难堪的事。利用旧形式便很容易被旧形式拘束住。是的，旧形式中有许多优美之处理当保存；不过，你一爱它，就舍不得割弃任何一点，而戏剧的改造也便因而停顿。假若先打倒了行头（或先打倒任何一样东西；在我的私心上，我是爱行头的）以便自由表演时事，则许多的新东西都可以渐次加入——比如说，于旧歌腔而外加入抗战新歌，于旧舞姿而外加上新的跳舞等等。这样增加新的成分，还或者不至于象古装的王宝钏手提带有小电灯的桑篮那么刺目。一旦得到新的血液，旧剧便可以走上改造的途径了。
　　新血液的输入，一定先要把旧东西抽掉一些去，否则旧的套数不减，而新的花样日增，就恐怕吃得太多，不易消化了。我们须客观的检讨旧有的那一大套，以定去取。无论是哪一种旧剧，从服装上，歌曲上，姿态上，故事上，都有它的缺点。我们若不明白它原来的缺陷，便不易给它输加新血——本来它的眼不好，而我们却先给它安上个假鼻子，岂不更加难看？所以我们必须费些工夫认识它，研究它，检讨它，而后才能改造它。
　　好，外行话至此告一结束。
　　载一九四○年一月一日《扫荡报》“元旦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