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戏剧，我是个外行。不懂而假充懂是要不得的态度，也是我一向力求避免的。现在，我要谈一谈有关于戏剧的事；请放心，我决不是以一个剧作家和剧评论者自居，而是就着所看到的一些事实说几句外行话；这，与其说是发表意见，倒还不如说是请求指示；善意的外行话，我希望，有时候也许能“歪打正着”的有些意思。
　　首先我要指出的，是在我到大江以北去劳军的时节，到处都得到了看戏的机会。我说不上来，现在我们一共有多少个剧团；我没有资格去批评表演得好坏；我只知道到处有戏看。
　　我去看戏，军民人等也去看戏。我说不出什么来。可是，我与他们都承认了戏是值得看的，而且都因为看戏受了点感动，得到了些新知识，认清了一点抗战的意义。这恐怕就是所谓的什么效果吧？我不敢多说，我心中却暗暗的记牢：抗战戏剧已不是书铺子里的摆设，而是在军民心中活动着的东西。我所见到的剧团多数是随着军队的。当上演的时候，我看到军官们的笑容，仿佛他们觉得军队中有剧团是件足以自傲的事，象打了次胜仗那样。是的，军官们已经认识了戏剧的价值。大概他们是这样想：演戏给军民看，从而增强军民的抗战心气，自然就会打胜仗的。倘若我猜测的不错，那就无怪乎他们面带笑容了。
　　有时候，他们的笑容可是一种无可如何的，啼笑皆非的。比如说，他们得不到真正的剧团，而不能不东拼西凑的，弄起个可以勉强登台的小组织来；或是，找不到话剧人才，而硬教地方上的秦腔班子或二黄班子来演抗战的文明戏；或是，有剧团而因为一点什么事不能演戏，只好教演员们暂且唱些抗战歌曲，或说一段相声……有一于此，军官们的笑容便无法不显出怪不得劲似的了。因此，截留别处的演员等等的笑话也是时有所闻的。
　　上述的情形，令我想起战前的戏剧运动来。那时节，各地的活动总是在都市里打圈子；结果呢，热闹过几天便又依然沉寂。抗战以后，戏剧要负起唤起民众的责任，于是就四面八方地活动起来，到今天已经是抗战需要戏剧，戏剧必须抗战，二者相依相成，无可分离。这是多么使人兴奋的事呢！有些人或者还不相信文艺到底有什么抗战的力量，因而也就以为设若文艺躲开抗战也许更委婉漂亮一些。我说，这是闭着眼瞎讲，完全与事实不合。对戏剧，我是外行，不错；但是我所看到的事实，至少也使我没有造谣扯谎的罪过。
　　我还看见一点事实；这可不象前面所讲的那样使人高兴。因为到处有戏看，我已和《放下你的鞭子》等戏成为老朋友了。到处表演这几出老戏。一点不错，戏剧工作是热情的想尽到责任，可是他们不能不因为又是《放下你的鞭子》而皱着眉；一点不错，军民都早早的坐好，眉开眼笑的等着开幕，可是幕一开，大家不能不因为又是那一套而泄气。是的，一出好戏是百观不厌的；不过，我们演戏是为了抗战宣传。因此，我们的戏剧就必须与军事及其他一切建设的进展配备。我们不能老演《单刀赴会》，正如同我们不能老唱《九一八》。
　　没有剧本；尤其是没有一两幕的适用于舞台设备苟简的地方的剧本！这个灾荒要是无法救济，广大的抗战戏剧运动大概很有塌台的危险。我不是个剧作家，想不出怎样才能多产生剧本来。我只能把这个事实提出，使大家注意，赶紧想办法。同时，若有人以为抗战剧剧本已经太多，看着已有点头疼，我可负责的告诉他：“那是您自己的头有毛病！”
　　说到这里，真是应了一则以喜，一则以惧，那句老话了。我希望剧作家们能使我们转忧为喜，使得广大的戏剧运动不至于中途失败！
　　外行话大概也和别的话一样，说起来便不易停住；我还得说下去。关于话剧，于剧本荒而外，我还看到两个困难：第一个是各地方演剧的设备太简单。为补救这缺欠，当然最好是大量的置备一切应有的东西送到各处去了。不过最好的方法，在抗战的今日，可不见得就是最容易办得到的。钱，运输，都不是一想就能解决了的。抗战的宣传是不容稍缓的事，我们不能等着诸事具备再从容出台。反之，我们应该于没办法中想办法，于极度困难中克服困难。别的暂且不提，当我们每个剧作家写作的时候，就该把演出的困难放在心中，记住了前方的营中与村里并不是上海租界。我们须写能够在穷乡僻壤演出来的东西。第二个困难，是剧中的言语。到如今，各地演戏还有不易使观众完全了解的毛病，而许多观众还抱着看大画（布景）的态度而来立在台前。我所看到的话剧，差不多完全是用官话；在北方，普通官话本可以到处通用；不过，在永没有机会离开本乡的人，便未免听着耳生；戏剧中的对话，一表就过，又不能一句听三遍，那么一句没听清，便感到有点莫名其妙了。再说，对话的动人不在乎字字吐清，如报账目，而在乎用语巧妙，使人在话语中领悟到生活的趣味与意义。清楚远不如亲切。要亲切，恐怕就非土语不行了。所以我们是不是应当尽量的采用土语呢？这一定有不少的困难，可是，据我看，实在值得我们实验实验。想用土语，便能想到怎样了解民众生活，从而由民众生活中择取戏剧的资料；能做到这一步，抗战戏剧或者就不仅是瞪着眼教训大家，而是能以同情与谅解去感动了。
　　谈到旧剧，问题似乎比话剧还要多一些。以剧本言，它比话剧剧本更难获得，因为把新内容恰好合适的装入旧形式里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我在西北所看到的，除了易俗社的几本新戏，便只有欧阳予倩先生编的《梁红玉》了。易俗社的剧本，先不管它们的好坏，是按照秦腔的规矩作成功。西北是秦腔的地盘，所以这些戏倒能顺利的流行。至于别处所编的剧本大多数量依照二黄戏的规矩的；二黄戏腔多字缓，有时候十几句就可以唱几分钟。此种剧本，因此，就往往很短；要想把它们用入秦腔，便嫌过于短促；秦腔中每每很快的一气就数下好几十句去。所以，此后要作旧戏，无论是利用哪一种剧形，必须作得长一些，以便各地方的改用，长了有法子改短，短了可不易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