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文艺界之动态首先要声明的是从今天起的四天讲演，不是讲学，而是报告文艺运动的实际情况。这个报告与学问无涉，不过是四年来我由参加文艺工作而得的一点材料，所以既不完美，也非学术研究，不值得重视。
　　今天先讲文艺界的人。
　　九一八起，文艺界已有国防文艺的提倡，故抗战初起，文艺界就以笔为工具，从事报效国家的工作。此精神可谓继承五四精神，写家们于尽文艺的责任中，复承担为国民的责任。
　　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文艺界组成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虽无了不得的成绩，但却为历史上的空前事迹。成立之后，因为无磨擦，无冲突，所以到如今还能够存在。这可以表现文艺作家内心的团结力量。到现在为止，香港、昆明、贵阳、成都、桂林、韶关等地均已设置分会，都有相当好的成绩。
　　文协在另一方面可提出报告的是：绝对受政府的支配，补助。受政府的委托，做政府要做的事。如在武汉时，文协受政府委托为民众军队编写许多读物。到重庆后组织访问团，到前线去考察，收集抗战史料。政府予以补助及方便。去秋起，因为物价高涨，一般写家生活不易维持，政府又筹出奖助基金，请文艺界的同人为委员，分给各需要补助的作家。同时又指定了几个刊物增加稿费，文协的会刊为其中之一；上海方面也有刊物受同样待遇；因此运动，现在许多刊物，稿费已增到十元以上。社会上对文协亦渐渐信任。如今春献金，文协会员发动卖字，结果获得四千五百元，为民众团体献金最多者。武汉日报征求长篇小说，也委托文协负责评审。
　　就文协本身言，所有的集会从未流会。集会费用均由私人负担，所以经济方面最为清楚，因此一扫从前社会上“文人无行”“文人相轻”之诮。
　　文人无行，或是指文人所注重者他人未必重视，他人所重视者，文人则未必重视，意见分歧，致生误解。作家从抗战以来，一矫以前闭门造车之态度，而确实的到军民之间去观察民众士兵的生活。同时由于传统的观念，士兵民众对文人特别尊重，因此作家得以实际体验民众士兵的生活，明了士民实有抗拒敌人的力量。对抗战局势既有认识，故到现在并没有多少作家作汉奸的。
　　至于文人相轻，我觉得凡是有艺术天才的人都不免有如此感觉，但现在无此现象。现在写诗，散文，小说，剧本的人都能够常相接触，互相讨论，所以能有较好的作品产生。在重庆某一剧作者有了新作即邀请其他戏剧工作者作集体的批评，而后再改正为定本。所以我们见到的批评文字虽不多，可是批评并未死灭。这种态度如能保持下去，我相信批评工作能更有进步。
　　文协中亦无派别，只要是写家，不论新旧，有写作成绩的都可以入会。这在抗战以前亦是不可解的事，那时候因为政治认识不同，文艺的观点不同，文人不能够团结。现在，文协能够集合了这么多写家，实在是抗战以来相当伟大的成就。最能够表现此种成就的就是会刊——《抗战文艺》。会刊初为三日刊，后改为周刊，又改为月刊，都是因为印刷逐渐困难而起的变动。在这个刊物里已有三百多写家写过文章，这也是罕有的现象。又因为有文协，各地方也受了一种显著的影响，就是全国在今日只有一种抗战，拥护政府的，支持抗日的文艺；在文协里的人写此种文艺，也不许在会外的写不利于抗战的文字。
　　那么，文协是不是也有缺点呢？有的。
　　第一便是经费不足，会务不易发展。比如有许多写家们现在不得不以写作做为副业，文协只好听其自然，无法相助。对于爱好文艺青年们，文协亦多疏忽。有许多青年寄稿子给文协，要求代为删改，但文协没有人可以给他们删改。幸而现在重庆有一个青年写作协会成立，可以使文协减少些愧疚。
　　其次因为人的关系，总会与分会的联络很不健全。分会的力量有的很大，因为它与地方有密切的关系，能够得到当地一些人的信任；有的则很微弱，而总会是爱莫能助。
　　后方的作家因为不能够到前方收集材料，不易认识战争的真相。同时，没有分会的地方的一般文艺工作者多半在军队里，因为军队需要文艺工作者。各军队中目前差不多均有剧团等组织，这是因军士、军官知识增高而起的自然现象。在前方，愈与后方远隔，小的文艺戏剧团体也愈活跃。这些人凭了一点热情，追随抗战军队从事文艺工作，将来如有成就，亦必能更认识民众及士兵生活，成就也必定是更为伟大，但可惜他们得不到后方的帮助与鼓励。
　　文人与军队不能够彻底相配备的现象还有很多。抗战四年来，每一个军队均有些光荣的战迹，都愿将此战迹传给后来补充的士兵作为教育士兵的教本，故均想招待文人为之描写记述。可是文人多不能到前方工作，与之配合。伤病兵读物的缺乏，使他们不得不转而读《三国志演义》一类的东西，也是憾事。
　　前后方文艺运动不能够沟通，也阻碍了文艺工作的发展。战争初期的剧作至今仍在各地上演，且无人指导，工作无多少进步。青年新闻记者，自抗战后，多冒着危险，出入于战地，从事新闻工作，一扫以前记者蒙混他人的恶习，故文协对于有成绩的记者也承认之为会员，不过这些人多在前方工作，很难时常交换知识与意见。
　　还有值得提出的，是在上海的写家们，他们的生活极苦，而且受敌人的压迫，致生命的安全也不易保。可是，他们还照常的工作，依然产生了许多作品。他们因敌人就在身旁，所以委曲婉转的写，暗中仍含抗战之意，在创作之外，他们也作文艺与文字等等的研究。这是极值得佩服的。
　　末后，要谈到的是研究工作。因为文艺要抗战，随着也产生了许多文艺问题，非切实研究不可，而前后方的写家都因为无时间，无工具，无从研究起。需要研究的问题，不仅限于创作技巧，还有象诗的朗诵，文法语言，接受文学遗产等问题，且均非写家自己可以解决的。所以目前欲求文艺运动有进步，写家们必须对于各项问题有更清晰的认识，对于诗，散文，文学遗产仍须再加研究注意，写家们也未尝不想去研究，但因无工具，没有时间，想去研究而心有余力不足。这便有待于在大学中作研究工作的去努力了。研究工作者能多提出报告，写家们必热诚的接受。作研究工作的幸勿谓埋头于图书中即抗战文艺无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