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连自己讲的什么都不知道，怎么会知道自己谈些什么？’他打断我。
　　“可是，我知道他在扯谎。他完全知道自己谈些什么。他懂得很多。当然他当时是吃醉了，可是，他眼睛的神情，他那张丑陋脸上心旷神怡的表情，并不仅仅是吃了酒的缘故。这里面很有道理。他第一次这样跟我谈时，有些话我始终不能忘记，因为我听了觉得骇然。他说，世界并不是上帝创造的，因为无不能变为有；世界是永恒的一种表现；这还罢了，可是，他接着又说，恶和善一样，都是神性的直接表现。坐在那个肮脏吵闹的咖啡馆里，加上自动钢琴伴奏着舞曲，听着他讲这些话，真给人一种古怪的感觉。”
　　二
　　为了使读者休息一下，我在这里另起一节，但是，这样做只是为了读者的方便；拉里的谈话并没有中断过。我不妨借这个机会说，拉里谈得很从容，时常小心选择他的字眼。虽则我并不自命把这些谈话记录得完全无误，可是，我不但竭力重述了他的谈话内容，而且也复制了他的谈话风度。他的声音清脆，具有一种音乐美，听上去很受用；他谈话时，不作任何手势，只抽着烟斗，有时停下来把烟斗重新点一下，盯着你望，深色的眼睛里带有一种讨喜的，往往是古怪的表情。
　　“后来春天来了。在那片平坦而荒凉的乡间，春天来得很晚，仍旧是阴雨和寒冷；可是，有时候，也会有一天晴暖，使人不想离开地面，坐着摇摇晃晃的电梯钻到一百英尺下面的地球肚里去，里面挤满了穿着煤污工人裤的矿工。春天固然是春天，但是，在那片污浊的原野上，春天来得很羞涩，就像拿不准会不会受到人们欢迎似的。它像朵黄水仙，或者百合花，开在贫民区住房窗沿上的一只盆子里，使你弄不懂它在那儿做什么。星期天早晨，我们躺在床上——因为我们星期天早上总是起身很晚——我在看书，考斯第望着外面蓝天，对我说：
　　“‘我要离开这儿。你可要跟我一起走？’
　　“我知道有许多波兰人夏天都回波兰参加割麦子，不过，时令还早，而考斯第波兰是回不去的。
　　“‘你上哪儿去？’我问。
　　“‘流浪。穿过比利时到德国，再沿莱茵河走。我们可以在农场上找到工作，把一个夏天混掉。’
　　“我毫不迟疑就决定了。
　　“‘这听上去不错，’我说。
　　“第二天，我们就去告诉工头我们不干了。我找到一个人愿意拿一只背包和我换皮包。我把不需要的和背不动的衣服送给杜克娄克太太的小儿子，因为他的身材和我差不多。考斯第留下一只口袋，把些要用的东西打一只背包，就在第二天老太婆给我们喝了咖啡之后出发了。
　　“我们一点不着忙，因为我们至少要等到庄稼可以收割的时候才能找到一处农场做工作，所以，两个人懒懒散散地由那慕尔和列日穿过法国和比利时，然后经由亚琛进入德国境内。每天顶多走十英里或十二英里路；遇到一个村子看上去不错，就住了下来。总有一个客栈之类的地方可以过夜，总有一家酒店可以吃到饭，喝到啤酒。整个说来，天气都很好。在煤矿里干了好几个月的活之后，能够跑到野外来，的确开心。敢说我从来就没有体会到一片绿茵看上去有这样好看，一棵树还没有长出叶子，但是树枝笼罩着一层淡绿色薄雾有多么的美好。考斯第开始教起我德语来，而且我相信他的德语和法语讲得一样好。我们一路行来，他就会告诉我经过我们面前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东西德文叫什么，一头牛，一匹马，一个人等等，后来又叫我复述简单的德文句子；就这样把时间消磨掉。等到我们进入德国境内时，我至少已经能够跟人家要我要的东西了。
　　“科隆并不完全是顺路，可是考斯第坚决要去那里，他说是为了那一万一千殉道修女〔注：圣乌尔苏拉教堂，相传藏有匈奴杀戮的修女遗骸。〕。等我们到了科隆时，他去酗酒胡闹。我有三天没见到他；等他回到那有点像工人宿舍的房间时，脸色非常阴沉，原来他和人家打了架，眼睛打青了，嘴唇也划了一道口子。那相貌可不怎么好看，我可以告诉你，他睡了二十四小时，后来我们就沿着莱茵河流域向达姆施塔特出发；他说那一带乡间很好，我们很有机会找到工作。
　　“我从来没有这样痛快过。天气仍旧很好，我们漫步穿过小镇和村落；碰到有什么可看的，就停下来看看。只要有地方可以过夜，就住下来；有一两次，睡在稻草堆上。吃饭在路旁的客店里吃，等到我们到达酿葡萄酒的乡间时，就不喝啤酒，喝起葡萄酒来；在客店喝酒时，就跟店里那些人交朋友。考斯第有一种粗野的快活派头，使那些人对他很信任；他会跟他们打司卡特，那是一种德国的牌戏。玩牌时，他会偷牌，可是人脾气好，而且讲些他们欣赏得了的下流笑话，所以那些人输给他那几个大钱也不介意。我和他们练习讲德语；在科隆时我买了一小本英德会话语法，进步得很快。到了晚上，考斯第喝了两大盅白葡萄酒之后，就会以一种古怪的病态方式谈论从逃避孤独而找到孤独，谈灵魂的黑夜，谈造物和主宰合为一体的极乐境界。可是到了清早，当我们穿行在明媚的乡野，草上还沾着露水时，我想要他再告诉我一点，他却变得非常生气，几乎要动手打我。
　　“‘住口，你这狗材，’他说。‘你要知道这些无聊的事儿做什么？来，让我们学德文。’
　　“一个拳头就像汽锤而且说打就打的人，你跟他有什么争辩头。我曾经看见他发过火。我知道他可以把我打昏过去，把我丢在水沟里，而且用不着我提，他就会在我昏倒时把我的口袋掏光。我对他这个人简直摸不透。当葡萄酒打开他的话匣子，他谈到至高无上的主宰时，他会避开平时讲的那些粗野下流话，犹如脱掉在煤矿里穿的煤污工人裤一样；他会谈得很文雅，甚至很有口才。我敢肯定他并没有弄虚作假。不知道我是怎样会想起的，但是，我多少有种想法，好像他从事煤矿上那种辛苦的非人劳动是为了折磨自己的血肉之躯。好像他憎恨自己那个巨大的臃肿不灵的身体，要给他罪受；他的诈欺行为，他的仇恨，他的残酷，都是他的意志对——唉，我不知道你会称它做什么——他的意志对一种根深蒂固的神圣本能的反抗，对自己渴求上帝的欲望的反抗，那个使他害怕同时又使他困惑的上帝。
　　“我们并不赶时间，春天差不多快过去了，树木全长得青枝绿叶的。葡萄园里的葡萄开始灌浆。我们总尽量沿土路走，现在路上的灰尘大了起来。我们已到了达姆施达特附近，考斯第说我们还是找个工作做吧。我们的钱快用光了。我口袋里还有半打旅行支票，可是，我拿定主意只要能够不用，还是不用。当我们看见一家看去还不错的村舍时，我们就停下来，问他们要不要两个帮工。我要说我们的外表并不怎样讨人喜欢；身上又是灰尘，又是汗，又是肮脏。考斯第样子像个大流氓，我的样子想来也好不了多少。我们几次三番被人拒绝了。有一个地方的农夫说，他愿意雇用考斯第，但是不能用我；考斯第说我们是好朋友，不能分开。我叫他去，可是他不肯。我很诧异。我知道考斯第喜欢我，虽则我想不出是什么缘故，因为我现在已经对他没有用处了，但是，我决计没有想到他喜欢我到这种地步，会为我而拒绝工作。当我们走开后，我感到有点良心责备，因为我并不真正喜欢他，事实上，我觉得他相当可厌，但是，当我想要说几句话，表示我对他这样做感到高兴时，他把我臭骂了一顿。
　　“但是，我们总算时来运转了。我们刚穿过一处坐落在低谷中的村子，就望见一幢单独的村舍，外表还不错。我们敲敲门，一个女人来开门。我们像平时一样问她可要帮工的，说我们不要工钱，只要有饭吃，有地方住就行，想不到她并没有请我们吃闭门羹，而是叫我们等一下。她向屋子里面叫人，不久就出来一个男人。这人把我们仔细打量一下，问我们从哪儿来的。他要我们把证件给他看，看到我是美国人时，把我又瞪了一眼。他好像不大高兴这一点，但仍旧请我们进去，并且喝杯葡萄酒；他把我们带到厨房，三个人一同坐下。那女人端来一大盅酒和几只杯子。他告诉我们，他雇的帮工被公牛抵伤了，现在在医院里，要等到庄稼收割之后才能复工。战争里死了那么多人，余下的人又都进了莱茵河沿岸兴起的那些工厂做工去了，现在找帮工他妈的可真不容易。这个我们知道，而且早已算计到了。总而言之，他说他可以雇用我们。房子里地方很大，可是，我想他大约不愿意我们住在家里；不管怎样，他告诉我们稻草棚上面有两张床，我们就在那里睡。
　　“农场上的活不重。牛要喂食，还有猪也要喂食；机器很不灵，我们得好好收拾一下；但是，我还是有点空闲。我喜欢那些芳香的草坪，傍晚时常常到处闲逛，觉得日子过得很不错。
　　“这家人家姓贝克尔，有老贝克尔，他的妻子，他的寡媳和孙儿女。贝克尔年近五十，肥硕的身躯，花白头发；他在大战时参过军，腿上受了伤，现在走起路来还是一拐一拐的。腿上的伤使他很痛苦，只能靠喝酒解痛；睡觉前总是喝得醉醺醺的。考斯第和他相处得很好，晚饭后，时常一起上酒店，打司卡特，大喝其酒。贝克尔太太原是婢女。他们把她从孤儿院里领出来，贝克尔在妻子死后不久就娶了她。她比贝克尔年纪小一大截，也还有点姿色，长得丰满，两腮红红的，浅色的头发，有股风骚劲儿。考斯第不久就看出这里面有点花头的结论。我告诉他不要当傻瓜。我们有个好工作，可不愿意丢掉。他只是嘲笑我；说贝克尔满足不了她，而且是她自己在要。我知道叫他规规矩矩是白说，但还是关照他当心点；贝克尔可能看不出他的企图，但是还有他的媳妇。你逃不脱她的眼睛。
　　“爱丽——就是那个媳妇的名字——是个又高又壮的年轻女人，只有二十来岁，黑眼睛，黑头发，一张长方的阴沉沉的脸。她仍旧替自己在凡尔登阵亡的丈夫戴着孝。是个虔诚教徒，每逢星期天早晨，都要步行到村子里去做早弥撒，下午又要跑去做晚祷。她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是遗腹子；吃饭时除掉骂孩子外，从不开口。她在农场上只做少量的工作，多数的时间都花在带孩子上，晚上总是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开门看小说，这样哪个孩子哭她就能听到。两个女人感情很坏。爱丽看不起贝克尔太太，因为她是个弃儿，做过佣人，而且对于她是一家的主妇，能够发号施令痛恨之至。
　　“爱丽是个富庶农夫的女儿，嫁过来时带了一大笔奁资。她并没有在村里上学，而是上的最邻近的斯温根堡镇的一个女子体育学校，受到很好的教育。可怜的贝克尔太太十四岁就到了农场，能够看书写字在她已经很不错了。两个女人关系搞不好，这是另一个原因。爱丽一有机会就卖弄她的知识，贝克尔太太气得满脸通红，就问有知识对于一个农夫的妻子有什么用。于是，爱丽就会看着自己用钢链绕在手腕上的死去丈夫的身分牌，对着贝克尔太太愠怒的脸恶狠狠地说：
　　“‘不是一个农夫的妻子。只是一个农夫的寡妇，一个把生命献给国家的英雄的寡妇。’
　　“可怜的老贝克尔为了使她们不要吵嘴，只好把农事搁下来。”
　　“可是，他们对你怎样看法呢？”我打断拉里的话。
　　“哦，他们当作我是从美国军队里逃出来的，弄得回不了美国，回去就得坐牢。我不愿意跟贝克尔和考斯第上酒店去喝酒，他们认为就是这个缘故。他们觉得我不愿引起人们注意，弄得村警来盘问我。当爱丽得知我打算学德文时，她就把自己的旧课本拿出来，说要教我。因此，晚饭后，她就和我走进客厅，把贝克尔太太丢在厨房里；我读给她听，她改正我的读音，并设法使我懂得那些我不认识的单词。我猜想她这样做与其说是帮助我，还不如说是摆点颜色给贝克尔太太看。
　　“考斯第这一向一直都在设法勾引贝克尔太太，但是没有进展。她是一个快活的、嘻嘻哈哈的女人，很随便地和他一起揶揄说笑，考斯第对女人很有他的一套。我猜她知道考斯第的用心，而且敢说自己感到得意，但是，当考斯第开始拧她时，她却教他放规矩些，并且掴了他耳光。我敢打赌，那一记打得很重。”
　　拉里有点迟疑，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