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如果我身边有人说“中国人”、“黑人”、“秘鲁人”、“法国人”、“女人”或者什么类似的说法，只要他打算用某人属于某个集体而不是某个可摆脱的环境来下定义，我就想掏出手枪，给他“砰、砰”两枪。（这当然是一种诗化的修辞手段。我从来没有拿过武器，将来也不想；除去射精，我没有射过任何东西。对，我要怀着爱国主义的豪情维护这个射精的权利。）当然，我的个人主义并没有让我去赞扬性独白，说它是性快感的最美形式；在这方面，我赞成二人对话，或者最多三个人；当然，我声明坚决反对放荡的“杂交”，这在床上的通好，就等于是社会和政治上的集体主义。除非性独白是有人陪伴的——那就会变成非常巴罗克式的对话——，比如，毕加索（1902—1903年）在那幅小水彩画和炭笔画里说明的那样，您可以在巴塞罗那本加索博物馆通过这幅画陶醉一番，那画面上有安赫尔·费尔南德斯·德·索托先生和他尊贵的夫人，前者衣冠楚楚，在吸烟斗，后者裸体，但是穿着鞋袜，手里端着一杯香按酒，坐在丈夫的膝盖上，二人互相手淫；这幅画，顺便说一句，丝毫不想伤害任何人（也不会败坏毕加索的名誉）；我认为超出（格尔尼卡）和《阿维尼翁的贵族小姐们）。
　　（如果您觉得这封信开始表现出无条理性，那么请您想想瓦莱里的《与台斯特先生促膝夜谈卿说的；“演说中的无条理性取决于听众。我觉得精神如果有内在的条理性那是不可理解的。”）
　　您想知道这封信中反爱国主义的肝炎病毒是从何而来的吗？从共和国总统的一份演说中来，今天上午的报纸做了摘要，据说，总统在手工艺展览会的开幕式上声称：我们每个秘鲁人都有赞美那些无名的手工艺匠人劳作的爱国主义责任，因为他们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制造了查文文化中的陶器，编织和绘画了巴拉卡斯文化中的织物，缝纫出纳斯卡文化中的羽毛被饰，库斯科人制造了台灯；在当代匠人中，应该赞美阿亚库乔的艺术装饰祭坛，普卡拉的独角仙，曼努埃里多的泥塑娃娃，圣佩德罗·德·卡哈斯的地毯，的的喀喀湖的香蒲编织的小马，卡哈玛尔咖的小镜子，因为——我来直接引用国家元首的话——“手工艺是人民大众艺术的代称，是一个民族艺术创新和妇熟的展览，是祖国伟大的象征和表现之一，每件作品都没有写上制作工匠的名字，因为全体匠人一起署上了集体和民族的名称。”
　　如果您是眼力很好的男士或者女士，——也就是说，讲究准确性——那会对我们的元首这番爱国加手工艺的局话付之一笑。至于我本人，除去像您一样也觉得这番话既空洞无物又过分雕琢之外，还让我看清了一个道理。现在我已经明白了为什么我厌恶世界上的手工艺品，特别是“我国”的手工艺品（用“我国”这个提法，可便于咱们之间的理解）。现在我已经明白了为什么秘鲁古陶、威尼斯的假面具、俄国的银器、荷兰梳小辫、穿木底鞋的玩具娃娃、木制斗牛士、安达卢西亚的吉卜赛舞蹈女郎、印度尼西亚四肢可以活动的玩具娃娃、日本的玩具武士、阿亚库乔的祭坛、玻利维亚的魔鬼，或者任何用漂白土、木头、瓷土、石头、布料、连续、普遍、匿名制造的面包渣做成的人物和物品，从来没有进过我的家门，而且永远也不会进来，哪怕它假做谦虚。自称人民大众的艺术、具有艺术品的特征，尽管这是私人范围的绝对天下，是非常坚定的个性表现，并且因此要反驳和否定抽象和一般，反驳和否定一切直接和间接希望用所谓“社会”阶级的名义加以解释的道理。爱国主义的先生们，不具个性的艺术是不存在的（请您别说什么哥特式的大教堂！），手工艺是有一天可能发展为艺术的一种原始、不定型、胚胎状的表现形式——当脱离了群体、具有个性的人开始把个人的烙印加在这些可能激发出个人不可转让的隐私的物品上时——。
　　手工艺在一个“民族”里无论多么震撼、繁荣和具有统治地位，都不应该让任何人感到自豪，尤其是那些所谓的“爱国者”们。因为手工艺的繁荣——普遍化的表现——是落后和倒退的标志，是在那个破坏性的国境内的旋风里、景色优美的风俗中、充满地方色彩、省份差异、广为传播的精神、即文明中，不肯前进的下意识。爱国的女士们，先生们，我知道你们仇恨“破坏性”这个字眼，不是它的表面，而是它的内容。这是你们的权利。热爱这个字眼，顶风破浪也要捍卫这个字眼，是我的权利，虽然我清楚地知道：战斗很艰巨，我有可能处于战败的一方——迹象很多。无所谓！这是我们反对强制性英雄主义的人们唯一可以表现英雄主义的方式：签上自己的姓名去迎接死亡，去拥有个性之死！
　　我干脆告诉您，哪怕您吓得发抖也好：我唯一热爱的祖国就是我妻子卢克莱西娅的双人床（路易斯·德·莱昂教士说：“你的光芒／高傲的夫人 请你战胜我那漆黑和忧伤的夜晚。”）；唯一可以把我拖进最鲁莽的战斗的旗帜或者国旗，就是卢克莱西娅美丽的身躯；唯一可以让我感到震撼甚至让我噪泣的国歌或者进行曲，就是卢克莱西娅的肉体发出的响动、她的声音、笑声、哭声、喘息声，当然还有（请您捂住耳朵和鼻子！）她的臭嗝、臭屁和喷嚏。
　　按照我的方式，我能不能被人们看做真正的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