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实在的话说，你和你那些同志们的所作所为，依我看，无助于恶的减少，（或者按照你喜欢的说法，善的增加），没有任何可赞赏的意义。那些集体化的慷慨行为的主要受益者，是你们自己，这首先从你们的口腹开始，它们吞下那每星期的美味佳肴，还有你们那惟利是图的心，在那些有着兄弟般情谊（可怕的说法！）的集会上，你们交换流言蜚语、色情的笑话，无情地诽谤不在场的人，因此快乐得要呕吐出来。我并不反对这些消遣，原则上也不反对任何产生快感的手段；我反对的是虚伪，为什么不光明磊落地提出享受快感的要求呢？我反对打着正义行动的预防幌子去追求秘密的快感。你曾经瞪着色情狂的眼睛，送给我一本黄色画报，一面对我说；当扶轮社社员还有个好处，就是社团每周提供一次一流的借口，让我们离开家庭而不惊动老婆，对不对？这里我再补充另外一条反对的理由。在你们的组织里没有女人参加，这是章程规定的呢？还是约定俗成？在你拉着我参加的午餐里，从来没有看到过女士。可以肯定你们并不都是两性人，这是唯一可以温和接受的理由，用来给扶轮社（雄狮俱乐部、基瓦尼斯、童子军等等）的大男子主义辩解。我的论点是：参加扶轮社是一种借口，为的是男子汉度过一段愉快时光，摆脱家里的监视、奴役和规定，而这些章程是根据你们的要求，与同居的女人一道确立的。我觉得这是很不文明的，就如同向性别宣战的顽固的女权主义者的偏执一样。我的哲理是：在不得不忍受群体化的情况下，——学校，工作，娱乐——性别的汇合（以及种族、语言、习惯和信仰的汇合）是减轻帮派主义产生愚蠢的办法；也是把一种辛辣因素、讥刺因素（或曰坏思想，我是坚定的实践者）引入人际关系的办法，按照我的观点，这是可以从艺术和道德上提高人际关系水平的办法。这并不是说，对我来讲，二者是一回事，因为你可能不理解这个意思。
　　人类任何在睾丸和卵巢沸腾时期无助于精子和卵子汇合的活动，哪怕是最不直接的方式，都是不值一提的。比如，销售保险证券，这是你和我参加了三十年的工作；或者是扶轮社员那不让女人参加的午餐。这一切都偏离了人类生活真正本质的目标，按照我的看法就是满足各种欲望。我看不出为了什么别的事情咱们能在这里像个陀螺似地缓慢旋转在这个廉价的宇宙当中？一个人可以销售保险证券，如同你和我已经做成的那样——而且颇有成绩，所以我们在各自的公司已经升到人们都期望的位置——，因为需要吃饭、穿衣、住房和挣到足以产生和满足欲望的收入。没有其它别的充足理由来为销售保险证券辩护，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修水库、骗公猫或者当个速记员。我听见你在发问：如果有个人，他与你不同，利戈贝托你已经丧失了生活的信心，他销售火灾保险、盗窃保险、健康保险，是不是就实现了自我并且享受了生活呢？假如他出席扶轮社的午餐，拿出少量赞助在公路旁竖起写有“一路平安”的标语牌，是不是就实现了他最强烈的愿望呢？是不是恰恰像你一样幸福呢？你不也就是翻阅着少女不宜看的版画册和收藏的图书而其乐融融吗？或者与你那些笔记自言自语、在精神空虚中感到幸福吗？不是每个人都有享受自己欲望的权利吗？是的，每个人都有。但是，如果一个人最宝贵的愿望（词典上最美的词）就是销售保险证券和加入扶轮社（或者类似的社团），那这个人就是架造粪的机器。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会同意这个看法的。我看你慢慢就会明白了，尊敬的保险公司经理。
　　你就为这么点小事大惊小怪吗？你画十字的手势是要我转到别的话题上去，还是这个吧。
　　在这通抨击中，宗教占据什么位置？难道也要挨这个天主教行动阵线的叛逆者、曾经狂热地阅读圣奥古斯丁、纽曼大主教、圣胡安·锗·拉克鲁斯和约翰·基东著作的前读经师的耳光吗？是的，又不是。如果说这方面我算个什么的话，那我是个不可知论者。我不相信无神论者，也不相信教徒，而主张人们应该有信念并且实践它，否则的话，就不会有任何精神生活了，野性就会增加。文化——艺术、哲学和一切世俗的文艺活动——不能代替上帝死后、超验性生活消失所产生的精神空虚，而只能局限于一个非常狭小的圈子里（我是成员之一）。这个精神空虚把人们变得更有破坏性，比正常情况下更多一些兽性。在我主张人们应该有信念的同时，通常的宗教让我捂住鼻子，因为一切宗教都包含着宗教游行时的群体性和对精神独立的放弃。一切宗教都限制人的自由，都企图束缚人们的欲望。我承认：从美学的角度说，宗教——天主教以其漂亮的大教堂、宗教仪式、礼拜、装束、宗教戏剧、圣徒肖像、音乐等而超过任何教会——常常是赏心悦目、刺激想象力、点燃我们丑恶思想的巨大快感源泉。但是，在任何宗教里，都经常隐藏着监察、检查、狂热分子和宗教裁判所的镊子和铁钳。如果没有他们的种种禁令、罪孽、精神上的摧残，那么种种欲望——尤其是性欲——不可能达到某些时期的完美程度，这也是千真万确的。因为，这不是理论，而是实践；通过我个人有限的调查研究，可以肯定地说：宗教盛行的国家比世俗统治的国家更会做爱（爱尔兰比英国好；波兰比丹麦好）；天主教国家比新教好（西班牙和意大利比德国和瑞典好）；上教会修女办的学校的女学生比在世俗读书的女孩的想象力、勇敢和敏锐的程度要好上一千倍（对此，罗歇·瓦扬理论化为“冷静的目光”）。假如卢克莱西娅的青少年时期不是由圣心会严厉之极的修女加以管束的话（教育内容之一是女孩落座时如果两腿分开，那就是罪过），卢克莱西娅就不可能是这个十年来日夜（尤其是夜里）给我充满难以报答的幸福的卢克莱西娅了。这些为了上帝而牺牲的女奴们（指修女——译注），在爱情问题上，用她们强烈和特殊的感受力，在历史上培养出一代又一代高级荡妇。愿上帝保佑她们！
　　还有什么？结论如何？亲爱的同事（为了不使用另外一个令人作呕的称谓），我不晓得你的结论是什么？我还在矛盾之中，此外，对于我这类难驾驭、难归类的精神，矛盾是快感的一个源泉。我这种精神既反对感情和信仰的体制化，但是又主张感情和信仰的高扬。我的精神是排斥教会的，但是对教会有兴趣了解并且感到羡慕，而且主张积极利用教会，可以拿来丰富我想象中的世界。我告诉你：我是教会某些思想原则的公开赞美者，因为这些原则曾经有能力用最高级的形式把精子和主教的紫袍协调在一起。
　　我翻阅笔记本，找到了一个例子，即艺术高超的阿索林笔下的那个红衣主教，他这样写道：“极端的怀疑主义者，私下里嘲笑他本人活动于其中的喜剧，不时地对于那精彩的喜剧用金钱来维持的人类愚蠢居然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表示惊讶。”这不就是给著名的贝尼斯大主教的一枚奖章吗？这位法国主教在18世纪曾任驻意大利大使，曾经与卡萨诺瓦在威尼斯一道分享两个搞同性恋的修女的柔情（见卡萨诺瓦的回忆录）他还在罗马招待过萨德侯爵，而并不知道此公河人，那时萨德侯磊由于生活极端放荡而逃离法国，以马桑伯爵的身份为掩护走遍了意大利。
　　可是，我已经看到你打呵欠了，因为我向你射出的这些名字——兰德、瓦杨、阿索林、卡萨诺瓦、萨德、贝尼斯——对你来说，是些难以理解的闹声，因此这封信就此打住，画上句号（请放心，不会寄给你的人）
　　祝你多共进午餐，多挂扶轮社的铜牌，再见，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