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每个星期天，克莱岑莎都穿着满是语皱、飞了边的裙子，戴着农民的平顶女帽到教堂去。只是她到维也纳后第一次获准外出时，曾试探着散过步。这是因为她不想坐电车，小心翼翼地游逛着，一直看着石头墙穿过一条条使她蒙头转向的街道走，她竟一直走到了多瑶河的河湾；在那里，她呆望着这奔腾的江流，觉得有点眼熟，当她返身回来，重步踏着原路走时，老是靠着房子，胆怯地避开大街，结果又走回去了。这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试探性的漫步，显然使她大失所望了，因为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离开过那座房子，每逢星期天她便坐在窗前，不是做针线活就是空手闲呆着。所以，这个大城市并没有给她那像老式脚踏水磨一样的周而复始的日子带来任何变化，只是现在每到月底落到她那布满皱纹、多处烧焦过、撞得到处都是伤痕的手里的，是四张而不是两张贬了值的钞票。每次她都是长时间不信任地察看这些钞票，她笨手笨脚地把它们分开来，最后又几乎是温柔地把它们抹平了，然后才把这些新票子跟别的票子合在一起，放到她从乡下带来的那个黄色的小木箱里去。这个粗笨的小钱箱就是她的全部秘密，就是她的生活的意义。夜里她总是把钥匙放在枕头底下。白天她把钥匙藏在什么地方，全家没有一个人知道。
　　这种特殊的人的本性就是这样（正如人们提到她时这么说的，虽然这种人性只是刚刚相当模糊、隐隐约约地从她的举止行为中显露出来）——但是，也许恰恰需要一个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人，才能忍痛在年轻的男爵封·弗这个同样极特殊的家里当用人。因为一般说来，那里的仆人只要按照契约规定的雇用期限做满，就一天也忍受不了那吵闹的环境了。那被激怒的、简直是被逼到了发疯地步的喊声是女主人发出来的。这个爱森城一家殷实的工厂主的青春已过的女儿，她在一个疗养地认识了这位（出身没落贵族，家境窘困的）年轻的男爵，很快就同这个漂亮的贵族风度十足的浪荡哥儿结了婚。但是几乎连蜜月还没度完，这个新婚的女子就不得不承认，她的更看重为人可靠和精明强干的父母当初反对如此匆忙成婚是对的。
　　因为抛开那无数被隐瞒的债务不谈，不久人们便发现了：这个很快就变得懒懒散散的丈夫对单身汉的种种娱乐要比对夫妻的本分感兴趣得多。他并不是不怀好意，甚至可以说在内心深处像一切放荡的人一样温和，然而照他的人生观来说那只不过是随随便便，无拘无束而已，他这个漂亮的半骑上的人物，像对待出身卑微的人们狭隘的吝啬心理一样鄙视任何有利可图的投资。他想过一种轻松愉快的生活，而她却想过莱茵河市民那种正派的有秩序的家庭生活：
　　这使他感到很不舒服。尽管她很有钱，他也不得不为每笔较大的开销跟她讨价还价，他那会算计的妻子甚至拒绝满足他想盖赛马厩的最大心愿，于是，他看到已经没有理由再把这个粗俗的瘦得皮包骨的北德意志女人当妻子看待了，她那粗野的高腔他听起来是那样的不快。这样一来，如同人们常说的，他便让她坐冷板凳了，虽然没有露出丝毫严酷的表情，却毅然决然地把这个伤心失望的女人丢在一边木管一了。要是地责备他少地就老老实实地听着，而且装出心有同感的样子，但她的这套经一念完，一他就把这热情的劝诫连同他口里喷出的香烟烟雾全都吹得不见踪影了，照样毫无约束地干他爱子的事。这种圆滑的官样文章的对爱情的尊重比任何反抗都使这个失望的女人愤慨。因为面对他这有教养、不失礼、然而却十分令人一讨厌的客客气气的态度，她无可奈何，所以便把堵在心口的愤怒无情地向别处发泄：她对仆人破口大骂，她那本来正当的，但在这里却是无来由的气愤竟一古脑地倾泻在这些没有过失的人的头上。不可避免的后果是：两年之内她不得不更换使女有十六次之多。有一次甚至是在动手打了一架之后，这次吵架花了好多赔偿费才算了结了。
　　只有克莱岑莎一个人像风雨中拉出租车的马一样，毫不动摇地站在这暴风雨般的骚动之中。她不参与任何一派，不关心任何变化，好像没有发现跟她住一间下房的陌生的同伴不断地更换着呼唤用的名字、头发的颜色、身体的气味和言谈举止。因为她自己不跟任何人说话，不注意噼啪声响的关门声，被中断了的午餐，昏昏然、疯癫癫的吵附。她冷漠地从厨房走到市场，再从市场走回厨房，干她的事：在一墙之隔以外发生的事，她一概不闻不问。像一个连枷坚持不懈地没有知觉地工作着，她一天一天地打发着时光，在大城市里的两年岁月就这样平平安安地从她身边流逝过去了，她的内心世界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她那只小木箱里爆起来的贬值钞票增高了二三厘米，到年底她用温润的手指一张一张数完这些钱时，发现离那神奇的一千已经不远了。
　　但偶然事件像金刚钻一样能穿透一切铜墙铁壁，而危险四伏、诡计多端的命运，常常会从完全意料不到的地点为自己开辟一条通向嘴岩峭壁的大自然的道路，并震撼它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