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有一个平民的名字，叫克莱岑莎·安娜·阿罗依佳·冯肯胡泊，今年三十九岁，生在齐勒塔尔一个小山村里，是个私生女。在她的身份证的“特征”一栏里画着一条表示“无”的斜线；但是，如果一定要警官描述她的特征，那么，只要很快地朝那一栏里瞥一眼就必定会看见这样的附注：像一匹骨骼宽大、精疲力竭的山区瘦马。因为在她那过分下垂的下唇轮廓上，在那张晒得黝黑的又长又尖的鸭蛋形脸上，在那忧郁的无光的眼神上，特别是在那蓬乱、厚密、一级纪油滋滋地粘在前额的头发上．可以说有一些不可忽视的马的特征。她走路的姿态也不禁令人联想到阿尔卑斯山民的一匹驮马所生的傻骡子那样的耐力，它们总是在那里不分冬夏迈着同样笨重、迟缓的步子，拉着同样的木制大车，愁闷地沿着山间车路爬上爬下。干完活休息时，克莱岑莎常常胳膊肘稍稍张开一点，把松松地握在一起的长着大骨节的双手沉闷地往膝盖上一放，便出神地坐在那儿打起购儿来，就像骡马站在马厩里，一切感官似乎都麻木不仁了。她身上的一切都是坚硬的，笨拙的，沉重的。”她思想迟钝，往往百思不得其解：每一种新的思想，好像都必须很费劲地经过粗筛子才能一点一滴地进入她的脑海。
　　可是一旦她最终接受了什么新的东西，她便顽强地如饥似渴地抓住它不放。她从来不读书，既不读报也不读祈祷书，写字很困难，她在厨房账本上写的歪歪扭扭的字母使人很奇怪地想到她本人那粗笨的遍身格外凹凸不平的体型，谁都看得出，她的体型连半点女性固有的特点也没有。她的声音像她的骨头、前额、两髓和双手一样硬，这声音虽然有蒂罗尔人重浊的喉音，但听起来总有些发涩——本来这也不足为奇，一润为克莱岑莎向来不对任何人说半句无用的话。没有一个人看见她笑过；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她完全像个动机、且为。也许地丧失了语言还要残忍的是对上帝的无意识的创造物说来，笑，这种内心自然流露情感的表现，它们根本就不会。
　　作为一个私生女，她是社会抚养起来的，十二岁就自己谋生了，曾经在一个客店里当过清洁工，最后她在一家车夫小酒馆里因为干活肯吃苦，像牛一样顽强，被人看中了，使一步登天进了一家像样的旅馆，当了厨师。在那里，她每天清晨五点钟就起床干活，扫地，擦桌子，生火，掸灰，收拾屋子，做饭，发面，揉面极面。又是洗又是涮。把锅碗瓢盆弄得噼啪乱响，一直忙到深夜。她从来不休假，除了上教堂做弥撒，从不上街：灶口那一小团火对她说来就是太阳，她一年到头劈的成千上万块木柴就是她的森林。
　　男人都不搅扰她，也许是因为这二十五年的繁重劳动使她丧决了女人的一切特征，也许是因为她执执拗拗、三言两语就回绝了男人的每次亲近。在以乡下女入和未出嫁的姑娘土拨鼠一般的—一直觉一点丁滴积攒起来的金钱里。＿她找到了她唯一的欢乐，“这样，到了老年也就用不着到救济院里再啃别人赏赐的酸面包了。
　　仅仅是为了钱，这个愚昧的生物三十七岁时也第一次离开了她的故乡蒂罗尔。一个来避暑的职业女经纪人看见她一天到晚都在厨房和客房里操劳不息，就以答应给她双倍的工资作为钓饵，把她带到维也纳去了。在火车里，一路上，克莱岑莎什么东西也不吃，跟谁也不说一句话，始终把那个装着她全部财产的沉甸甸的稻草筐横放在压得生疼的膝盖上，同路乘客亲切友好地想帮她把筐放在行李架上，她连理都不理，因为在她那笨拙的一团浆糊的农民脑子里，对大城市的唯一的概念就是欺骗和盗窃。到了维也纳，最初几天总得有人陪她到市场去才行，因为她害怕车辆，就像牛怕汽车一样。但等她认识了到市场去的那四条街，她就不需要人陪了，她挎着篮子慢吞吞地闪头从家门口走到菜摊，然后就回家，像在以前的灶台前一样在那个新灶台边扫地，生火，忙这忙那，看不出有什么变化。九点，按照乡下的习惯时间，她上床休息，像一个牲口似的张着嘴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被闹钟吵醒。谁也不知道她对新的差事满意不满意，大概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因为她谁也不接近，只是用发音模糊的“好，好”来应答主人的吩咐，或者当她的看法不同时，只是惊愕地耸一耸肩膀。邻居和家里别的女仆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她那些爱说爱笑的女伴一双双嘲弄人的目光从她那冷漠的脸皮上扫过，就像水在光滑的皮革上滑下去一样。只是有一次，一个侍女模仿她的蒂罗尔方言嘲笑她，一步也不放松地捉弄这个闷声不响的人，她突然从炉灶里扯出一块带火的木柴向那个吓得嗷嗷直叫的女仆追去。从此以后，大家都躲着这个一脸怒气的女人，谁也不敢再讥笑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