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界人物
　　薄雾如纱，在湛蓝天空下笼罩着山谷的早晨。我们散步归来，狗儿们身上沾湿了露水，胡须映着阳光闪闪生辉。它们首先看见那陌生人，勇猛地绕着他打转，作出狰狞攻击的样子。
　　他站在游泳池边上，拿一只手提箱防范狗儿，往深水池愈退愈近。看见我们，他松了一口气。
　　“狗没关系吧？没有狂犬病什么的吧？”听这声音，不就是打电话来的那位，伦敦人东尼吗？
　　他随即携着提箱跟我们到家，加入了我们早餐的行列。
　　这人个头很大，腰腹那一圈尤其丰满；戴一副茶色眼镜，头发刻意梳得蓬蓬乱乱，身上一套灰色休闲服——不管天气冷暖，英国观光客在普罗旺斯总是这付打扮。坐定之后，他从箱子里取出二个鼓胀的档案夹、一支金笔、一条免税香烟，以及金色打火机。手表也是金的，我敢说他的胸毛之上一定躺着一枚金坠子吧。他说他从事广告业。
　　他简短而自豪地述说了他的事业史。他自创广告公司，在“艰苦的企业环境、血腥的同业竞争”中兴起，最近更以极好的价钱卖出部分股份，并签得一张五年的合同。现在，他说，他可以轻松一下了。
　　在别人看来，他可不像能放开公司不管的人；他坐立不安，时时看着手表，把桌上他那堆杂物摆弄开去。调整调整眼镜，深深吸一口烟，他猛地站起来。
　　“我可以借用一下电话吗？伦敦的区域号是多少？”
　　我和妻子早料到，他必将有此一问。英国来客总是这样；进得门来，喝一杯酒或咖啡，接着就打电话回去，查看是否他前脚才走开，公司后脚便关了门。就连通话的内容，也不离我们早听熟的那一套。
　　“嗨，是我。对，我从普罗旺斯打来。一切都好吧？有没有人留话给我？没有？大伟没回电话？可恶。听着，我今天会在外面跑，但是如果要找我，可以打到——（你这儿电话几号？）记下了吗？什么？是啊，这儿天气很好。我会再打给你。”
　　东尼放下话筒，再度向我们保证他的公司营运正常，他不在也还能维持。现在，他准备全心全力，和我们一道，进行购房产事宜。
　　在普罗旺斯购置房产可谓难矣，很多城里来的大忙人，习惯英明果敢、当机立断，在这儿却往往纠缠数月，谈判毫无进展，只好放弃。
　　谈判中有些事会大出他们意料，第一件就是实际价格高于广告价格，这让他们心生警惕，疑虑大起。一其实主要原因是法国政府征收百分之八的过户税，公证费用也很高。有时候，房屋代售公司的佣金由卖方承担，那又要加上3％到5％。运气不好的话，买方在房价之外总共要另加15％，才打发得掉所有杂项支出。
　　不过，这当中有一种双方心照不宣的欺诈手段，法国人心照不宣，便是双重价格法，既可省钱，又可瞒天过海，逃过政府税收这一关。
　　识时务的膀胱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住在埃克斯（Alx）的商人韦法利先生，想把他继承来的一栋乡下老房子卖掉，要价100万法郎。 这房子并非他日常所居，因此脱手时要缴不少的税，他想起来便心痛如绞。因此他决定，报给官方的所谓“书面价格”是60万法郎，其余40万法郎他将要求买方付现款，当面点清。他会向对方说明，这么做对双方都有利，因为律师公证费用也是依照书面价格抽取的。太棒啦！皆大欢喜。
　　实际行动起来，必须抓紧时机，还要得到公证律师的谅解。
　　签约时，买方、卖方和房屋捐客齐集律师处，律师高声念出买卖合约，一条一条地念。合约上注明的价格是60万法郎。买主带来的另外40万法郎这时该要交给卖方了，可是当着律师的面？未免太不妥当。于是，律师此时便忽然内急，进入洗手间，迟迟不出，直待钞票点数清楚，双方易手之后，再度露面。律师接过合约数字的支票，监督双方签字，丝毫不损其法律尊严。有人不大厚道地说，在乡下做公证律师，要具备两项基本条件：半瞎的眼和识时务的膀既。
　　在会见律师之前，或许尚有好多障碍有待克服。其中最常见的是多重所有权问题。
　　法国法律规定，父母死后，遗产由子女共同继承，每人持分相等。若要出售祖产，须得每个遗产继承人同意；子女愈多，协议愈难。
　　我家附近一户老旧农舍的情形便是如此。这座农舍世代相传，如今由14位堂表兄弟姊妹共有， 其中3位是科西嘉人。据法国朋友说，科西嘉人不可理喻。每次有人开价要买，14个人之中总是有9个人愿意，两个人拿不定主意，3个科西嘉人反对。农舍至今卖不成， 眼见要传到这14人的38个子女手上去。最后呢？会由175个互不信任的远房亲戚共同担任业主。
　　即使房产所有权单归一人，像马索的房子，也不保证转手顺利。那贪得无厌的农夫可能漫天要价，指望从此喝酒赌钱虚度年华，不料来了个慷慨买主，一口答应他的价钱，他立刻起疑，认为其中有诈。天下哪有这等好事？一定是定价太低。他反悔不卖，思量了6个月，才以更高价格重新推出。
　　有些小小的不便，房主总在成交之前一分钟若无其事地平平道出。柴房在赌牌九时输给邻居了；根据自古以来的传统，附近农场的羊群，每年两次，要依循旧径，通过厨房；院子里那口井的使用权，自1958年以来便争论不休；不然就是长期租种土地的那位佃农年老体衰，看样子熬不过明年春天——总有些事让你大吃一惊。买主得有耐心和幽默感，才通得过重重关卡，完成交易。
　　同胞同心
　　我们开车去拜访一位熟识的房屋代售员。一路上，我努力向东尼解说状况，但发现是徒劳无益。他只顾吹嘘着，说自己是个精明强干的谈判高手，经常与纽约广告界那批难惹的家伙死缠硬斗，法国的官僚或农夫占不了他的便宜。我开始觉得，好像不该介绍这些既没有汽车移动电话，又没有私人产业的小人物经理给他。
　　代售员是位女士，在她的办公室门口迎接我们，拿出厚厚两大叠房地产资料。并附照片。她不会讲英文，东尼的法文在此时有限。既然不能直接沟通，东尼索性当她不存在。目中无人的态度显得蛮横无理，更糟的是他认为对方完全听不懂，尖酸刻薄的脏话毫不顾忌地吐出口。在这尴尬难堪的半小时里，我耳听东尼翻看档案时迸出的“干！”“开玩笑！”，口中软弱无力地把这些字句翻译成“他对价格感到惊异”之类的无聊话。
　　原先，他是打算寻觅一座不连土地的村舍；他忙得不得了，没空照顾庭园。可是翻阅房地产资料之际，看得出他的心态起了变化。想做普罗旺斯乡绅，必须拥有几亩庄园，地里种着葡萄藤和橄榄树。看完资料后，他已经开始烦恼网球场该建在何处了。颇令我失望之余，他竟表示有三处房产值得考虑。
　　“哦们今天下午去看，”他宣布。并在记事本上写下，又看看腕表。我以为这动作意味着他需要借用代售员的电话，打个国际长途呢，原来只是他的肚腹对他发出了某种讯号：“我们杀去饭馆吧，”他说：“我们赶两点再来。”他伸出两根手指头，代售员微笑点头。我们走出门，让那可怜的女士自行去安抚她受惊的心灵。
　　用餐时，我告诉东尼，下午我不陪他去看房子。他表示惊讶，想不出我会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待办。但他随即叫第二瓶酒，然后对我说，钞票是国际语言，相信没有我也不会有困难。
　　不幸，帐单送来时才知，不论是他的美国运通金卡，或是还来不及换成现钞的旅行支票，饭馆老板都不愿接受。我付了帐，并对有关“国际语言”这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东尼不大开心。
　　我走了，既庆幸解脱，又有些不安。与这样的粗人相处当然不愉快，可是他总是我的同胞，身在异国，你会觉得自己对他多少有点责任。第二天，我打电话向代售员道歉。“别放在心上，”她说：“很多巴黎人也好不到那里去。他呢，至少讲些什么我听不懂。”
　　音乐与电力之间的关系
　　温暖的天气会持续下去，对此提出最后保证的是曼尼古西先生的衣着。他前来执行夏季计划——我们的中央空调系统——时，羊毛软帽换成了薄棉帽，脚上穿的也不再是暖和的雪靴，而换上棕色帆布软鞋。他的学徒助手则是一副游击队员打扮，陆军迷彩服加丛林帽。两人从我家的这头丈量到那头，曼尼古西同时就各项议题发表长篇大论。
　　今天谈话的主题是音乐。他和妻子最近参加官方主办的工匠午餐会，餐后有舞会；而跳舞是他的众多才艺之一。“真的，彼得先生，”他说：“我们一直跳到六点钟。我的脚力不输18岁的年轻人。”
　　我可以想象他拥着夫人，轻盈而准确地在地板上旋转。不知道他有没有一顶专为这种场合预备的舞帽？他总不会光着脑袋跳舞吧！
　　这样想时我一定露出了笑意。“我知道，”他说：
　　“你在想，华尔兹不是正经音乐。要讲到正经音乐呢，就得听大作曲家的作品了。”
　　他接着阐述了一大套理论。法国电力局动不动就要断电，断电期间，他就吹木萧。他那套惊人的宏论，便是在吹木萧时，偶然想到的。电力，他说，是科学与逻辑的结合；古典音乐呢，则是艺术与逻辑的结合。你不相信？已经有人看出两者之间的共通点了。试听莫扎特的作品，严谨有律，你不得不说，莫扎特如果当电气师，一定极其杰出。
　　我正不知怎么回答，学徒兄弟解了我的围。他刚计算出我们这房子需要几部空调机：20部。曼尼古西听了作出昏倒的样子，一双手猛甩，好像烫伤了指头似的：“唉呀呀，那就比装中央空调系统还贵了嘛。”
　　他说要好几百万法郎，看见我争执不下的样子，”马上减少了两个零，说他先用的是旧币算法。既是这样，仍是个大数目。角钢的价格贵呀，再加上政府抽交易税18．6％。这让他想起一件税法不公的事来了。
　　“你买个澡盆，”他拿手指着我说：“得付交易税，分文不少。买个洗衣机，买个螺丝起子，也都一样。可是买鱼子酱，只须付6％的税，因为鱼子酱是营养品。请你告诉我：什么样的人买鱼子酱？”
　　我声明我可不买。“我告诉你吧。是那些政客、有钱人，巴黎的大人物——他们才是吃鱼子酱的人。你看多气人！”他怒气冲天地说。
　　接下来的五六个星期，曼尼古西拿个差不多和他一般高的钻子，凿穿厚重的老石墙，弄得满屋子尘土飞扬。他边做工边发表时事评论，我们也不大有兴趣听。这过程漫长难熬，屋子里简直待不住。我们只好安慰自己说，普罗旺斯的好处之一就是，整修内部的时候，可以住在户外。
　　虽然还是早春，天气已经相当暖和。一个星期天的早晨，阳光在七点钟便穿透卧室的窗玻璃，唤醒了我们；我俩于是决定正式开始户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