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大军
　　第二天早晨七点钟，一架耕耘机已经在瓜田里翻土了。两天后，插枝队抵达——5个男人、 2个女人、4条狗。领队的是种葡萄专家鲍琪先生，在卢贝隆地区种葡萄已有40年经验。他亲自在耕耘机后面推动小犁，好确定犁线笔直，间隔恰当。他穿着帆布靴子爬上爬下，牛皮似的脸神情专注。每条犁线的两端各竖一根竹竿，以麻线连接，麻线上每隔若干距离做上记号。现在，整块田已经分解成细长的条状，可以插葡萄枝了。
　　箱形车运来葡萄枝，只有我的大拇指大小，上端涂了红色的腊。鲍琪先生检查插枝装备。我原以为是用机器插枝，却只看到几支中间空的钢管，和一个木头做的大三角。插校队围成一圈，接受任务分派，然后一哄而散，成编组队形。
　　鲍琪在前面引导，像握着驾驶盘手持木三角一样，在地上量出等距的三个点。他身后的两个人便用钢管依点打洞，插枝和填土的工作让后面的人完成。福斯坦的太太和女儿负责运送藤枝，顺便评论男人们头上戴的帽子，－一尤其是福斯坦戴的那顶时髦游艇帽。狗儿快活地在每个人身边打转，跟麻线纠缠不清。
　　工作时间长了，队形渐渐散开，鲍琪竟领先后面的人两百公尺远。可是距离似乎没有构成聊天的障碍，而且还总是相去最远的两个人聊得最带劲，位居队伍中间的人则一边赶狗，一边插嘴说线不够直。就这样，聒噪不休的队伍在田间移动，直到大约三点钟光景，安莉提来两只大篮子，大伙儿停工，享用普罗旺斯式的下午点心。
　　田间茶馆
　　他们散坐在田地上方的草坡上， 看来很像布瑞松的素描。大篮子里装的是4公升的酒和很多很多沾糖油煎的法国面包，颜色金黄，吃起来清脆可口。安德烈老爹来视察工作，我们看见他精益求精地用手杖敲打地面，然后点了点头。这闲居无事的温和老人过来喝一杯酒，坐下晒太阳。他用沾满泥巴的手掌摩拳狗的肚皮，又问安莉今晚吃什么。他想早点开饭，好观赏最爱看的电视连续剧《圣塔巴巴拉拉》。
　　酒喝光了。男人们伸伸懒腰，把牙缝里的面包屑剔干净，回去工作。天快黑时，枝全插好了。原本崎岖不平的瓜田现在平整无暇，新插的小校在夕阳下苦有若无。插枝队拉到我家后院，舒展舒展背脊骨，再喝几杯茴香酒。我把福斯坦拉到一旁，问他工钱多少。使用耕耘机三天，加上几十小时的人工，我们该给他们多少钱？福斯坦急着解释，连眼镜都拿下来了。他说，藤枝的钱是我们要付的，至于其他的就不用了。这山谷里有一套合作制度，哪家的葡萄需要重新栽种时，大家就来义务帮忙。算起来谁也不吃亏，他说，倒省了填写发票、缴税什么的。他笑着用手指摸摸鼻梁，又以“小事一桩、不值一提”的语气问道，趁着耕耘机和农夫们都在这里，要不要再种上250棵芦笋呀？
　　第二天，芦笋就种好了。，我们那“普罗旺斯凡事慢吞吞”的理论，此刻宣告无效了。
　　捍卫家园
　　卢贝隆的春天有不同的声息。猎人离去之后，潜伏了一冬的鸟儿便从藏身的林中出来，它们的歌声取代了枪声。我沿山径走向马索家时，唯一刺耳的是一阵猛烈的敲打声。我暗想，会不会是马索眼看观光季节将临，决定竖起“吉屋出售”的牌子呢？
　　我在他家附近的山径上看见他。他在林间空地的边缘打下一根一公尺半高的木桩，木桩顶端钉了一块破破烂烂的锡片，上面用白色油漆胡乱地涂抹着：“私人土地！”马索正端详他的新作，山道上躺着另外三根木桩和告示，还有一堆圆石。他朝我道了一声早安，拾起一根木桩，往地下猛锤，仿佛那可怜的木桩刚犯了什么不孝之罪，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无情地处罚。
　　我问他在做什么。
　　“赶走德国人。”他说了，动手搬运圆石，在木桩之间排成围篱。
　　他进行封锁的这块土地，并不在他家附近，而是位于山径的另一边，不可能属于他。我便说，我以为这地属于国家公园范围。
　　“是没错，”他说，“可我是法国人，所以它属于我，不属于德国人。”他又搬了一块圆石。“每年夏天他们都跑来，搭起帐蓬，弄得树林里全是垃圾。”
　　他站起身，点燃一支烟，顺手就把空烟盒丢进树丛里去。我问他难道没想到德国人也许会买下他的房子？
　　“带了帐蓬来的德国人，除了白面包以外什么也不会买。”他嗤之以鼻地说：“不信你看看他们开来的车—装满德国香肠、德国啤酒、德国泡菜。他们全都带来啦。知道了吧？他们真是吝啬鬼！”
　　马索扮演起田园卫士兼旅游业专家的角色，继续说明普罗旺斯农人的困境。他承认观光客——包括德国观光客——给地方上带来财富，有些外人在这里购置房产，也为本地工人提供了工作机会。 可是看看他们把本地房地产价格哄抬到什么地步2简直骇人听闻。农民根本买不起。我们避免谈马索自己想在房地产上头大赚一笔的事，只听着他叹息这一切太不公平。
　　叹息过后，他又开心笑起来，告诉我一个买房子的故事，故事的结尾很让他感到满意。
　　公鸡风波
　　有一个农夫，关注邻居的房产好多年了；不是因为那房子好，房子差不多只是个废墟了，而是因为连着房子的一大片地。农夫出价要买，邻居却趁着房价上涨的机会，卖给了出价较高的一个巴黎人。
　　那年冬天，巴黎人花了几百万法郎整修房子，还修造了游泳池。竣工之后，巴黎人和他的朋友们潇潇洒洒地南下，来度五月的第一个周末。他们都很喜欢这房子，也喜欢隔壁住的那个古板老农夫，觉得他晚上八点就上床睡觉的习惯真有趣。
　　可是第二天清晨四点，农夫家血气方刚的大公鸡便开始高声啼鸣，直叫了两个小时。巴黎人向农夫抱怨，农夫耸耸肩。这里是乡下，公鸡是要叫的，这没办法。
　　接连几天，公鸡照样清早四点起身报晓。终于有人受不了了，客人提早回了巴黎，去补足睡眠。巴黎人再次向农夫抱怨，农夫再耸耸肩，两人很不愉快地分手。
　　到了八月，巴黎人又带了一大群客人来。公鸡每天准四点叫他们起床。下午想睡个觉吧，农夫又在他屋里做什么活儿，又是钻子又是水泥搅拌器的，吵得没法睡。巴黎人强烈要求农夫箝紧公鸡的喉咙，农夫拒绝。吵过几次架之后，巴黎人把农夫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强制命令公鸡闭嘴。但是法院判决农夫胜诉，公鸡有权在清早歌唱般长鸣。
　　别墅度假从此成为这位巴黎人难以忍受的苦差事。他终于决定忍痛出售。农夫透过朋友，买下了大部分的土地。
　　成交之后的星期天，农夫和朋友以一顿丰盛的午餐大肆庆祝，席间的主菜就是那只大公鸡——做成了美味的醉鸡。
　　马索认为这故事很棒——巴黎人大败，农夫获胜，得到更多土地，还吃了一顿好饭。我问这可是真人实事，他避开我的眼光，把山羊胡子的末稍放进嘴里去吸吮。
　　“总之别招惹农夫。”他只说了这么一句。我想，如果我是爱露营的德国人，今年夏天我就改上西班牙去。
　　清洁专家
　　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每天都看得到大地返青的迹象，但最翠绿的是游泳池，在阳光照耀下犹如巨大的翡翠。该请游泳池清洁专家贝纳携同他的除藻设备来了；不然，那些水生植物恐怕会爬出池外。堵住家门。
　　在普罗旺斯，像这样的一件工作是不能靠电话，或口头解释就可以定下来的。师傅一定得亲自来勘察一遍，绕着要解决的问题走一圈，带着胸有成竹的神情点点头，还要坐下来唱两杯，再订下正式动工的时间。这是一种热身运动，除非真正紧急，否则不得省略。
　　贝纳来视察游泳池的那天傍晚，我正在刷洗长在水线上方的绿苔。他旁观了一会儿，然后弯下腰来，伸出一根手指在我鼻子前面摇晃。我差不多猜得出他吐出的第一个字会是什么。
　　“不，”他说：“不能刷，要治疗。我会带一种药剂来。”我们丢开绿苔，进屋去喝一杯。贝纳解释他为什么现在才来。他的牙痛，却没有一位牙医愿意给他治疗，因为他有个坏毛病，总是咬牙医。是一种条件反射动作，他不能自控。一发现嘴里有一根手指在探索，他就——卡呼！——咬下去。他已经咬过奔牛村的一位牙医和卡维隆的4位。 本来打算去亚维依——看医生——那儿的牙医不认识他；幸好找到一位本地医生，用麻醉药来对付他，动手术之前就把他迷倒了。事后牙医告诉他，他满嘴18世纪的牙齿。
　　不管是不是且8世纪， 贝纳说笑之际露出的牙齿衬着黑胡子显得洁白又健康。他极有魁力。虽然在普罗旺斯出生长大，却绝不是个土包子。他喝威士忌不喝茵香酒，而且是愈陈年的愈好。他又娶了一个巴黎女孩，我们猜想他的衣橱是由这女子掌管的。他不穿我们常见的帆布靴、蓝色旧裤子和褪色磨损的衬衫，他整洁利落，从脚下的软皮鞋到脸上的名牌太阳眼镜都显得与众不同。我们想不出他拿消毒水、长柄刷工作时，会穿着什么样的服装。
　　春季大扫除的日子来临了。贝纳戴着太阳眼镜大步流星跃上我们的台阶，身上穿着灰色法兰绒长裤、花色鲜艳的运动衫，手里滴溜溜地转着一把伞——根据气象报告，今天会下雨。他得以保持优雅闲适的秘密在他身后出现。一个邋邋遢遢的小个子，提着消毒水罐子、长短刷子和抽水机，吃力地跟在后面。他叫盖斯通，是实际要干活儿的人，贝纳只负责指导监督而已。
　　过了几个钟头，我出去看看他们做得怎么样了。天空下着毛毛细雨，全身湿淋淋的盖斯通正与那弯曲如蛇的水管纠缠不休。而贝纳，漂亮的运动衫安然无恙地穿在身上，在雨伞的遮护下发号施令。
　　这个人，我想，懂得授权。若说有谁能帮我们把石桌搬到院子里去，那一定是贝纳了。我请他暂离游泳池边，随我去研究一下石桌状况。